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分析《中英联合声明》的履行

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是国际条约法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中国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的方式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合声明》）中承担的义务转化为国内法,《香港基本法》的内容与《中英联合声明》是一致的,从而中国恪守了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善意履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义务。《香港基本法》的立法依据不是《中英联合声明》,而只能是中国《宪法》。英国同样必须遵守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善意解释《中英联合声明》,且不能将它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理解和解释强加于中国。美国无权援引《中英联合声明》,它对香港事务的介入违反了国际法。

论条约解释的原则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明确的条文形式编纂了条约解释的规则和方法。关于条约解释规则的研究也历来都是国际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关于条约解释的原则却鲜有学者论及。试以法律解释原则这一角度为切入点,对条约解释的原则这一理论问题做初步探讨。

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条约法思考与应对策略

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由来已久,从中美建交到2009年,中美双方就纺织品贸易问题展开了漫长的磋商,并且发生了多次"贸易对抗事件"。从国际条约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在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过程中严重违反了"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和"善意原则",美国的行为在本质上构成了"隐性违规"。鉴于此,中国应该争取将中美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和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中的"模糊"概念清晰化,尽可能地减少美国隐性违规的机会;中国应积极寻求国际法上的救济措施;中国还应采取法律和外交方法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等。

论“情势变迁原则”在中国外交史的运用

本文探讨"情势变迁原则"在中国外交史上的运用历程。中国于1860年代引进此观念,首次在国家实践中运用,应是1919年巴黎和会及撤销外蒙自治。1920年代初期,在废除《中日民四条约》及收回旅大运动时,有进一步发展。1925年五卅惨案后,北京及广州政府都引用此原则发表修约及废约宣言。1926年初,北京外交部引用此原则与法、日等国交涉修约,并宣布废止《中比条约》,在国际法庭争议时,国际法学家对此原则有深入的讨论。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对各国要求修约,主要也是引用此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引用《九国公约》自保,强调"条约神圣原则",日本反而引用"情势变迁原则",要求废弃《九国公约》。这个历程,展现了外交史与国际法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现行国际条约中的单方退出机制研究

条约是国际法体系的构成基础,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维护着条约的稳定与持续。然而随着条约签订时间的变迁和缔约国利益的转变,条约的退出行为在所难免。单方退约行为会对多边合作体系带来消极的影响,在当今国际社会单边主义和民粹思想浮现的情况下,如何维护互利共赢的多边体系是对国际条约体系的一次考验。从主权的角度出发,条约退出权是每个国家的固有权利,但与此同时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诚信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对其进行限制。因此,如何界定退约行为的合法性一直缺乏明确的标准,一方面是因为条约中退约条款规定简单缺乏明确的细则,另一方面则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例外条款较为主观,导致退约国能自圆其说。在肯定退约权存在的时候,应该从两个方面完善退约机制,首先是根据条约的性质制定具体详细的退约条款,同时细化国内退约程序以确保国内法与国际法相衔接。让单方退约行为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能增强条约退出行为的合法性,同时也降低各成员国对投机主义的担忧。

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即涉外合同究竟应受何国法律支配的问题，是确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双方具体权利义务的依据。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民事交往的日益频繁，涉外合同纠纷也不断增多，因而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一直颇受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视。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与条约相对效力原则

不久前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对第三国强行施加义务，是对条约法上“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的一大突破，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严重冲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表决时遭到了中美等国的反对。规约的通过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即将成立，宣告了国际上犯罪不受惩罚历史的结束，为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然而在主权林立的国际社会，对第三国施加义务。

论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及立法完善

涉外民商事纠纷一旦诉诸法院,面临的首要解决的是管辖问题。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具有强制性、涉外性、广义性等特征,确定一国法院的管辖权,在涉外民事讼诉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有关解决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不足和弊端,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来完善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立法。

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犯罪的管辖

国际刑事法院按照《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有权对非缔约国国民在缔约国境内所犯的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国际犯罪行使管辖,这并不违反条约相对效力原则。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具有属地性,《规约》规定的国际犯罪,由于其严重性质而被置于各国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之下。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的国际犯罪实施管辖有先例可循,同时,也是有效打击国际犯罪的需要。

国际法引渡规则的演进与我国现实的选择

近年来,国际法引渡制度有了重要发展。坚持条约前置原则的国家,也允许依据互惠原则开展引渡。双重犯罪原则出现例外规定,死刑不引渡成为基本原则,政治犯罪不引渡范围被限制。面对引渡规则的变化,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措施。

论私法理念对国际法的影响

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私法理念是私法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以及人们对这一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私法理念对国际法的影响,即尊重领土主权原则是对所有权神圣理念的借鉴;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是对人格平等理念的借鉴;条约缔结自由原则是对契约自由理念的借鉴。

论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确定适用于合同的法律 ,被认为是冲突法中最复杂、最混乱的领域之一”。在学说与实践的长期探索中 ,已形成了各国普遍接受的法律适用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与特征履行方法、强制法规则等。我国《合同法》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定存在几点缺憾 ,我国应在《合同法》、《民法通则》、《海商法》等立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定 ,以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

与国际法上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相悖的研究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国际法上一项历史悠久的基本原则。现在,没有任何国家敢宣布不承认这个国际法基本原则,但与其相悖的实践却常见,这里既有合法的一面,又有违法的一面。文章主要探讨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国际法上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基本原则及解决与其相悖的问题。

论国际刑事法院与《罗马规约》非缔约国的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国际刑事司法机关,根据“条约相对效力原则”,非经同意,《罗马规约》对非缔约国没有拘束力。但基于属地管辖原则,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在缔约国境内实施的规约第5条规定的犯罪有管辖权。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的管辖权具有正当性,而不是在未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为其施加义务的情形。非缔约国可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不向法院提交情势或者推迟调查或起诉、签订双边条约以及首先采取国内程序的方式,规避国际刑事法院对本国国民的管辖权。

中国法院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路径考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2007—2017年的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中国法院审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满足《公约》的适用条件,则应当直接且优先适用《公约》。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存在着从国内法出发,以冲突法思路为先导,囿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原则等冲突法规范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没有严格遵守和执行条约,没有正确理解《公约》适用路径的法律渊源。通过"三步法"厘清《公约》的优先适用路径,通过填补法律空白规范国际条约的适用,是完善中国法院适用《公约》路径的有效途径。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下国家责任的特点

中国于 2 0 0 1年 12月 11日正式加入WTO。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我国将承担WTO条约下的国际义务。对WTO每一个成员来说争端解决机制既是一种保护其权益的手段 ,又是督促其履行应尽的条约义务 。

关于《罗马规约》的国际法思索

《罗马规约》的诞生是近年来国际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它对传统国际法理论的突破更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我国应加强对《罗马规约》理论突破的认识和研究,从而更好地把握国际法发展的趋势,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联合国非会员国义务的多维分析

提及"保证非会员国遵守上述义务原则",多是作为联合国的非会员国义务来分析的,是"条约对第三国无损益原则"的例外。然该原则并无约束非会员的法律效果,仅仅在和平与安全的范畴内对非会员施加了一种影响。这种影响与其说是来源于条约或国际习惯法效力,不如说是来源于国际强行法和国际组织的固有和隐含权利。同时,这一原则的落实有赖于集体协助原则。

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法方法困境及出路

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语义抽象,作为条约规则直接适用,既容易引发适用分歧和裁决矛盾,也容易导致私人投资者滥诉,从而损害东道国经济发展主权。国际社会试图通过"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之限制和"例外条款"之排除等立法技术厘清公平公正待遇内涵以达到限制滥诉和化解裁决不一致的目的,但却陷入了条约规则适用的法方法困境。回归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条约原则地位,并用"立法和司法"、"原则+规则"的法方法,不仅可以避免投资者直接依据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起诉和滥诉,而且保留了司法、仲裁机构在保证缔约方原意的前提下合理解释或适用条约的空间,平衡了私人投资者权利与东道国经济管理主权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化解公平公正待遇适用风险和法方法困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