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与苏(俄)的条约贸易及通商交涉谈判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疆对苏俄贸易虽然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但作为一个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贸易交流能够持续不断地往来四百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本文就17初以来新疆对苏俄的条约贸易及通商交涉与谈判作一简要综述。

条约贸易初期广州的旧行商与商业形势(1843年):兼论清朝官方立场

在条约贸易时代之初,凭借长期经营而积累的商业地位、影响力与信誉,旧行商仍是广州市场上最有能力从事中外贸易的群体。此时,在英国欲租地兴建领事馆而起的交涉中,耆英坚守《虎门条约》第7款"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的原则,拒绝李太郭改造十三行区的提案。这显示条约不仅是外国领事倚赖争取权利的"矛",而且是清朝官员用以遏制外国领事不当要求的"盾"。此外,也显示了清朝在对外交涉过程中的坚定立场。最为重要的是,旧行商希望省去盖建商馆的支出,尽可能提高地租金额,从而对放弃以前地租与楼租合算的商馆出租模式的损失进行弥补,显示旧行商是经过精明、缜密的思考,才决定在中外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采取只出租地基这一最稳健的投资方式。

《武器贸易条约》谈判进程——中国政策演变与谈判未来发展

尽管国际社会管理常规武器非法转让的努力从未停止,但相关的成就却乏善可陈。作者回顾了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历时六年的制定进程,并深入考察了中国在此期间的立场演变,即从最初的迟疑逐渐向积极支持和参与谈判的转变。中国的立场转变非常明确地体现在2012年7月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外交大会的具体谈判中,特别表现为其灵活性和建设性。尽管《武器贸易条约》的缔结最终因美国反对而失败,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后续努力仍推动了2013年3月18—28日的条约终期谈判得以举行。尽管仍面临严峻挑战,但中国的建设性态度必然会贡献于更大的集体努力,以全力解决谈判遗留的关键性问题,力争早日达成一项强大而有力的《武器贸易条约》。

中哈货物贸易条约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哈货物贸易条约在推动双方货物贸易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若干弊端,尤其是两国早年签署的双边货物贸易条约,在条约的解释、实施、监督、冲突化解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哈货物贸易条约实施的难度。中哈合作委员会作为两国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机制,在促进条约实施过程中其作用也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加之欧亚经济联盟相关条约的落实,对中哈货物贸易条约产生了较大冲击。我国应当尽早与哈萨克斯坦开展有效沟通,根据条约本身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构建较为完备的中哈货物贸易条约制度。

《武器贸易条约》流产幕后 美国临阵倒戈

如今,化学、生物武器已基本上被国际法所完全禁止,核武器在国际法下已经受到了很严格的规范,而针对从AK-47到导弹在内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常规武器,却是国际法内所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存有大量法律空白的领域。面对全球日益膨胀的军火交易,很多国家和组织都希望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条约与协定浪潮

欧洲大陆在19世纪晚期重返贸易保护主义,但与此同时也掀起了签订贸易条约与协定的浪潮。这股浪潮刚开始为法国所主导,之后逐渐由德国支配。它与19世纪60、70年代的自由贸易条约浪潮既有所联系,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最惠国原则在其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并与双重关税体制形成联动,保障国际条约网络的弹性。19世纪晚期的贸易条约与协定浪潮有效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蔓延,推动欧洲经济加速融合。但政府在贸易条约决策过程中日益壮大的权限和国际性监督机制的缺乏,破坏了贸易条约与协定的内涵及运行规则,难以有效解决工业大国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所带来的尖锐矛盾。

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倡议

20世纪的多数时期，国际军备控制合作的焦点都集中于非常规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如何更好地控制有可能在内战中使用的常规武器和战争遗留物。为此，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通过赞同建立一个为达成“武器贸易条约”而努力的联合国磋商程序。就目前进程来看，尽管离条约的形成仍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赞成通过确立一个更负责、更有效的国际武器贸易管控机制。

《武器贸易条约》的实施效力预测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武器贸易监管有区别于WTO法律框架的特殊国际法规制体系。《武器贸易条约》是全球第一部对常规武器贸易进行全程监管的国际公约,目的在于防止非法的武器转让所可能导致的战争罪行以及人道主义灾难。条约主张为国际武器贸易活动建立共同的、可执行的标准,具体包括国家管制制度、常规武器贸易清单制度、武器贸易的全程管控、武器贸易审批许可和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国际合作与援助。我国在国际武器贸易市场中的地位日渐重要,条约的出台也会对我国的武器贸易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我国的武器贸易立法体系应根据条约的规定进行适当调整,应当制定专门的《武器贸易管理法》。现有的军品出口管理部门也应当拓展职能,成为我国专门的武器贸易管制机构。

《武器贸易条约》及对军贸之影响

军贸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经济活动不具备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联合国一直致力于规范世界军贸活动,于2013年联合国大会上表决通过《武器贸易条约》(ATT),并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该条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联合国关于常规武器转让规范的最重要的倡议,因此有必要对该条约的起源、发展和具体内容进行梳理,并对该条约对军贸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分析和预判。一、ATT的起源与发展2006年12月。

论《武器贸易条约》中的大国博弈

《武器贸易条约》经过7年的谈判与协商,终于于2013年4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于2013年6月3日起在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签署。《武器贸易条约》对世界的和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意义,同时在《武器贸易条约》的背后是各个大国之间的道德与利益的博弈,认识各个国家的态度以及原因对于我们了解当今国际形势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基因变异生物体国际贸易条约获通过

据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消息:经过5年的工作努力,一项关于基因改变生物体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协议最近在此间达成了。一旦生效,生物安全议定书(the Biosafety Protocol)将对改变基因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制品的贸易作出规范,以保护生态环境。该协议事宜要求加拿大、美国、欧盟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作妥协的让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决定

(2020年6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加入2013年4月2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武器贸易条约》。武器贸易条约(中文本)序言本条约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指引下.

民国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法制初探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运行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掌控在西方国家的手中。在民国时期,虽然清朝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仍然有效,但是中央政府为废除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颁布了一系列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对外贸易法制体系逐步完善,但当时的对外贸易法治仍存在着法律空白和漏洞,这就导致了法院在处理外贸纠纷时除了遵循国际条约和制定法外,也参照了判例、习惯和情理。

直面贸易壁垒,促进外贸发展

贸易壁垒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实施或支持实施的具有贸易扭曲效果的一系列措施。在实践中，有关措施是否构成贸易壁垒往往以是否违反多边贸易条约（主要是世贸组织规则）或双边贸易协定为参照。

试论国际贸易法的定义、范围和渊源

对“国际贸易法”的定义、范围和渊源进行探讨 ,提出“国际贸易法”定义是指调整跨国贸易关系和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国际贸易法”的范围应包括国际贸易私法和国际贸易公法两个部分 ;“国际贸易法”的渊源基本上指贸易条约。

国际贸易惯例规则与工商行政管理

国际贸易惯例规则是国际经济运动规律及其相应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结果,从而也是进一步扩大我国对外贸易及其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分工与交换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一、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基本涵义历史地看,国际(InternationalTrade)或对外贸易(Foreige Trade)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同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的商品、劳务、技术等方面的交换活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经贸等活动的主要内容。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或总协定,是一项关于关税和贸易准则的多边国际协定,又是进行多边贸易谈判和解决争端的场所。总协定于1947年10月30日在美国的策动下。

贸易最惠国待遇史话

贸易最惠国待遇原则(Principle of Mort Favoured Nation Treatment),指 缔约方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于第三方的 优惠和豁免,也给于缔约方对方。意即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条约的缔约一方在贸易、关税、航运、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如给于任何第三国的减让、特权、优惠和豁免时,缔约一方或其他缔约方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待遇。 最惠国待遇的适用可以追溯到十二三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