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民商事条约适用与国际私法的关系--以CISG谈判历史与保留效果为视角

国际条约通过“转化”和“纳入”进入国内法体系.对于采取“纳入”方式的条约,学界主流观点以“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的二元对立,认为条约无需经过国际私法即予适用.然而,如未经国际私法指定准据法即适用条约,则无法回答法院适用是哪一国家国内法中的条约,进而也无法认定哪一缔约国所作保留具有意义.CISG作为全球范围内最重要、最成功的国际民商事条约,已通过“纳入”成为我国国内法.本文通过溯源CISG谈判历史,发现第1条第1款明确拒绝了其前身ULIS“排除国际私法”的规定.考察国内外司法实践对保留效果的认定,进一步证明了CISG第1条第1款有具体的国际私法意义.具体而言,在符合CISG第1条第1款a项时,依“共同缔约国法理论”,公约作为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国内法中的“共同法”适用,应考虑所有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作出的保留;在符合CISG第1条第1款b项时,公约作为准据法国国内法的一部分适用,应以准据法国所作保留为准.无论采取哪一种途径,国内法院适用的条约不再是国际公法,而是国内私法,因而以国际私法的指定为前提.

香港、澳门回归后的部分缔约权及条约适用

香港、澳门回归后与回归前均不是国际法主体 ,它们作为地方实体享有的部分缔约权来自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 ,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 ,与国际法学理论和国际实践相一致。至于国际条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情况复杂 。

论条约适用制度载入我国宪法

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在国内适用,但是宪法对于此问题却完全是空白。这种状况造成了条约在我国法律渊源地位的不明确,给司法解释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也造成了我国一些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条约如何适用问题上出现矛盾的地方。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基础、理论基础和司法实践已经为条约适用制度载入宪法提供了可行性。从具体措施来说,宪法宜将我国信守条约的态度、条约在我国的法律渊源地位、条约在我国的位阶、条约的适用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国际贸易争端视角下国际条约适用的实践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倡议的提出,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但贸易交往中的摩擦与争议也成为我国与贸易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过程中,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至关重要。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法律实务视角,简要介绍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民商事国际条约的基本情况,进而探讨在民法典实施后,涉外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时的司法适用、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等问题,最终提出适用国际条约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实践建议,进行国际条约履约实践的实证研究,达到促进和提升国际条约履约效能的目的,从而助力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晚近条约适用的新发展——以引渡与人权条约义务间的冲突为例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既对习惯法进行了编纂,又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后冷战时代,诸多国家在条约法的某些方面已有了新的突破。条约履行与适用方面同样如此,特别是在人权领域的表现尤其明显。一些国家及国际组织在实践中的做法已显示出了此种信息,因而值得关注和思考。

论条约适用的宪法规制

条约适用即条约的内国化,主要涉及条约的生效、效用等级等问题,为此,各国进行了不同的宪法规制。在我国,一方面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严格恪守条约优先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又欠缺关于条约适用的宪法原则指引。加强和改进条约适用的我国宪法规制实属必要。

CISG在我国法院的适用--兼论后民法典时代的条约适用问题

准确适用条约是我国司法水平的重要体现。我国法院应当依据CISG自身规则、国内法相关规定以及规范性文件来适用CISG。《民法典》对《民法通则》第142条的放弃导致我国民商事条约适用规则的缺失。然而依据缔约国条约适用的国际法义务和我国司法的一贯实践,在后民法典时代,CISG仍会被我国法院适用。CISG有直接适用、间接适用和约定适用三种适用方式。在CISG的适用上,我国存在立法的缺失和法院对规则理解偏差、不当排除适用、适用不准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除了修改法律外,还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指导性文件以及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来规范和统一CISG的适用。同时,法院还应当统一CISG的分析范式,提升利用CISG进行说理的能力。

论我国宪法中有关国际条约适用的缺失

条约适用一直以来是国际法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尤其是WTO成立以来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目前,国际法学界以传统国际法理论为基础结合WTO特点进行理论探讨。然而,我国有关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主要问题是无宪法依据及有关国际条约在我国适用的规定不统一,这一现象有悖于WTO的基本要求。文章力图通过对我国宪法有关条约适用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以便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所涉若干基本概念辨析

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是指法院以条约为依据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做出裁判。适用条约有别于援引条约和遵守条约。我国法院适用条约其实是法院适用私法条约,公法条约不宜在法院适用。法院适用条约应该有宪法或基本法的授权,条约可以规定其适用条件,但其自身不构成法院适用条约的依据。私法条约的解释既有条约解释,也有法律解释。由于法院适用的是私法规范,因此,法院对条约的解释实际上是法律解释,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条约解释。此外,法院在适用条约时应通盘考虑条约与法律的位阶,不应不加区分地适用“条约高于国内法”原则。

跨境民商事争议中的国际条约适用

[裁判要旨]在跨境民商事纠纷司法程序中,应积极适用对我国和外国当事人所在国均生效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确保送达程序和开庭程序的正当性。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我国生效的《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对违反诉讼时效制度法定性的内容应排除适用。

中国适用CPTPP知识产权条款的法律问题省思

通过对CPTPP知识产权条款与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对应条款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若CPTPP将来对中国生效,中国需要适用与国内法规定有所不同、国内法没有对应规定、对应低位阶国内法的CPTPP知识产权条款。这些条款在中国适用将面临生效方式、适用决策、适用路径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生效方式上,CPTPP知识产权条款若通过“转化”方式在国内生效,将难以满足中国迫切加入CPTPP的需求;在适用决策上,中国现有关于条约国内适用的规定效力层级低、不成体系等问题可能影响中国全面履行CPTPP知识产权义务;在适用路径上,国内法提供更为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时,中国优先适用条约的实践不符合CPTPP知识产权领域的国民待遇原则。为推进CPTPP加入进程,中国应考虑将CPTPP知识产权条款以“纳入”方式在国内生效,并应以优先适用CPTPP知识产权条款为原则,以国内法提供更广泛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外。

从国际法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缔约权及条约适用权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从此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所必需的。“九七”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HKSAR)(以下简称HKSAR)的缔约权及条约(协议)的适用问题就显得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意义。本文试从国际法角度谈一谈这些问题,以求教于有关同仁。

条约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以当事人约定适用为前提

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约定适用条约的现象十分常见。我国法院虽然会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但处理方式并不一致:有时法院会采用契约自由模式,将条约当作合同的内容;有时法院会采用意思自治模式,将条约当作准据法。虽然两种模式基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但都是对私法自治理念的坚持。从商事发展实践和立法动向来看,私法自治是符合国际商事发展的,因而法院应当尽可能尊重当事人对于条约适用的选择,并且应当优先将条约认定为准据法。在具体操作上,应当将条约区分为生效条约和未生效条约。如果当事人约定适用的是对我国已经生效的条约,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准据法;而如果当事人约定的是对我国未生效的条约,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合同的内容。

公法视角下《外商投资法》条约适用双轨制的证成与完善

《外商投资法》确立了条约适用双轨制。投资准入采取裁量执行的条约直接适用模式;其他事项则不直接适用条约。条约适用双轨制引发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的冲突。传统的国际公法视角难以说明《外商投资法》条约适用双轨制的合理性。从限制东道国政府规制权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公法角度考察,条约适用双轨制的合理性在于,国内法所受实质冲击最小。然而,因未能注意到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在投资治理方面的制度分工,现行配套措施或过于强调条约义务,或过于主张国内法独立性,背离了条约适用双轨制的功能定位,理应得到纠正.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王国投资仲裁案”——以条约适用的时际法为视角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的核心争议是条约适用的时际法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对该案的审理过程过于倚重形式法律推理与条约文本解释,未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的要求充分考虑中国与比利时在缔结2009年双边投资协定时的立法意图。目前中国有大量双边投资协定处于"自动续期"状态,有待签订新约予以取代。在谈判新的双边投资协定时,中国应制定内容明确的过渡条款,或纳入专门的时际法适用条款。当某一投资争端涉及新旧双边投资协定的衔接问题时,中国投资者可考虑先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再适时诉诸国际仲裁。

《民法典》颁行后国际条约与惯例在我国的适用

处理涉外民事关系不可避免地要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在《民法典》未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适用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在批准民商事条约时明确该条约在我国法院的适用,或由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各级法院直接适用民商事条约;至于国际惯例的适用,应将《民法典》第10条中的“习惯”解释为包括国际惯例,从而可由法院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不仅包括其作为法律的适用,也包括由当事人将其内容并入合同而加以“适用”。基于对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属性的认定,我国民商事立法应与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保持一致,以便利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的履行;而对于国际惯例,我国民商事立法无需与其保持一致。在适用国际条约时,要考虑国际条约的效力等级而摒弃“条约优先适用”的简单判断;而国际惯例的适用则首先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在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可作为法律的补充规则加以适用。

“解释一致”方法在国际条约适用中的实践及其启示

适用"解释一致"方法解决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有效而实用的方法。"解释一致"方法在美国的适用被称为Charming Betsy原则。"解释一致"方法在英国、荷兰、奥地利、澳大利亚得到普遍适用,四国的最高法院皆确认了"解释一致"方法。欧洲法院判决确认了欧盟成员国适用"解释一致"方法为欧盟成员国遵守欧盟法的义务。我国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解释一致"方法,最高人民法院适用"解释一致"方法确定国内法的含义。我国使用"解释一致"方法还需要从主体、客体、适用范围以及具体应用规则方面完善。

统筹推进并完善我国条约适用制度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并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国际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保障。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条约缔结及适用

港、澳回归后 ,关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条约缔结及适用问题成为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分析国际法主体的缔约权与不属于国际法主体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能享有部分缔约权的法律依据及其特点 ;然后分三种情形具体探讨了条约在香港。

国际条约适用于国内无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探析

国际条约在国内直接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两大条件:一是主权国家基于利益考量的自主决定;二是条约本身设定的适用范围。国家对每一具体国际条约可否适用于国内无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具有自主选择权,国家决定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范围与程度主要取决于对其(国家)自身利益的综合考量,不能一概认为国际条约不能适用于国内无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司法机关在无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中决定是否适用国际条约时,应当慎重考察国家缔结或者参加国际条约的意图和立法机关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