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鸦片战争170周年反思

鸦片战争前,存在着一种近代意义上的非对称的"世界体系"。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但两国的对外战略构想不同,各自支配的体系的性质也不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结果。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客观而言,这一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清理的“外部性”问题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对1949年之前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旧条约进行了清理。然而,清理结果并未正式对外公布,导致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美国政府等都认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旧条约依然“有效”。我国有必要尽快在法律上公开对此旧条约的清理程序,宣布此条约无效,并将清理结果告知国际法院,敦促国际法院适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改变其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既有立场。

试论一九四六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中美两国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谈判交涉,在1946年11月4日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本文试图对《中美商约》的酝酿和谈判过程作一客观评述。一、《中美商约》的酝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之间政治和军事上的全面合作,为美国贯彻推行其传统对华政策——门户开放提供了有利之机。从1942年起,美国驻华使馆就开始注意中国战时经济政策和战后经济计划的发展。美国大使高斯等人担心中国正在走向国有化和政府垄断的经济发展道路。1943年初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使美国在华工商利益能否得到很好的保护也成为一个未知数。因而,中美废除治外法权条约中所提出的战后订立一项广泛的商约,遂成为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关注的问题。

李鸿章与中巴《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

19世纪80年代初,清政府内忧外患相对较少,李鸿章与巴西的代表喀拉多经艰难谈判,终于签订中巴《和好通商条约》。此条约废止了片面最惠国待遇,进一步限制了领事裁判权,禁止向中国贩卖鸦片,在保护侨民、派驻领事等方面维护了中国的正当权益。它是李鸿章外交生涯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

英国的精明无为政策与1874年喀什噶尔通商条约

本文以 1 9世纪中叶的中亚为背景 ,详尽论述了英国向中亚实施“精明无为”政策和趁阿古柏入侵之机 ,分割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经过 ,同时对清朝为捍卫国土主权 ,不畏强暴 ,坚持收复新疆的严正立场予以充分肯定。

张荫桓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张荫桓，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光绪宠臣，一代才杰，动关晚清时局。１８９６年受命与日本代表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为挽回利权，曾作个人努力。

论清政府与《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缔结

古代朝鲜实行闭关政策。19世纪末叶,开放国门已成为大势所趋。清政府适时建议朝鲜"以夷制夷",首选美国,与之签约,减少损失,保存国力。这样,既可使朝鲜免遭西方列强炮轰国门之痛,也可继续发挥朝鲜藩屏中国东北的作用。应朝鲜之邀,清政府还参与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的全过程,有效地捍卫了中朝两国的共同利益。

清朝与《朝美通商条约》的签定

清朝为了防止日美在对朝鲜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极力促成朝美之间签定了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它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签定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约不仅导致了朝鲜的全面开国,而且成为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略论清朝与《朝美通商条约》

清朝为了防止日本和美国在对朝鲜的政策上勾结,想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极力促成朝美之间缔结了1882年《朝美通商条约》。它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此约不仅导致了朝鲜的全面开国,而且成为中国和朝鲜宗藩关系破裂的诱因。

《朝美通商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朝日关系的影响

18 8 2年的《朝美通商条约》是朝鲜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它不仅导致朝鲜的全面开国 ,而且也影响了中朝日三国关系的发展 。

哈里斯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始末

培里叩关日本后,美日虽然签订了《和亲条约》,但是该条约没有明确提及通商条款,为了获取更多更直接的经济利益,美方又派陶胜德·哈里斯赴日谈判。哈里斯采取软硬兼施的外交策略,步步紧逼德川幕府再次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确保了美国在日本享有贸易特权,美方以小代价获取了大利益。《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既是美国实施霸权的结果,也是日本统治阶级腐朽软弱的体现。

1939年《中苏通商条约》及其签订原因探究

1917—1935年的中苏关系曲折多变,两国贸易往来深受影响。1932年中苏复交后,为发展本国经济,两国都把签订贸易协定一事提上日程。1935年,两国在互换通商条约草案后交涉未果,这一草案在双方数轮谈判中被拖延,直到1939年6月16日才最终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条约迟迟无法签订的直接原因是两国间存在巨大利益冲突,两国在友好合作问题上政治态度均不明确。但时至1939年,国际局势变化与战争威胁使中苏关系进一步密切,两国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共同的国家安全危机面前化解了。条约的签订不仅促进了中苏经贸合作的发展、使中苏关系更趋密切,而且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步伐。

李鸿章与《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在晚清中朝外交关系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在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中,可以说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代中意《通商条约》的谈判与修订问题

中意两国于1866年签订了第一个《通商条约》,为以后两国通商贸易奠定了基础,中意两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往来亦由此开始。辛丑条约签订后,针对关税自主、平等贸易等问题,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大利进行了长期谈判,最终于1928年同意大利签订了中意《友好通商条约》,有条件地解决了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问题。1949年,南京政府在行将覆灭时同意大利签订了《友好条约》,肯定了中意两国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这些商约的签订及谈判对于推动中意两国经济交流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利用清政府派他到香港去同英港当局谈判的机会,三次到澳门与总督罗沙密谈,达成《拟议条约》和《续订洋药专条》的协议,为葡萄牙政府解决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作了充分的准备。赫德还在北京遥控操纵《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谈判和签订的全过程。他极尽各种手段,迫使清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恶劣的影响。从此以后,葡萄牙占领澳门得以合法化,中国几乎丧失了澳门的主权。澳门变成了一个是中国的领土而由葡萄牙管理的殖民地,至今已是103年了。

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新论

１９４６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新论李芬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４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为国民党政府公之于世。作为战后重建中美关系的开端，“中美商约”虽是满纸“平等”、“互惠”，但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其中的症结在哪里呢？...

《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交涉与签订过程探析——以哈里斯赴日交涉为主线

1854年3月31日《日美亲善条约》的签订标志日本正式开国。日本开国后,西洋各国不断以武力对幕府发起开港冲击,使日本面临开埠通商或继续闭关锁国的选择。哈里斯赴日后所展现出的机警圆滑且强硬的外交姿态迫使幕府不得不选择开埠通商,日美双方于1858年7月29日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对《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交涉及签订过程的深度解析,可以进一步还原幕末日美外交初建时的曲折历程,亦可探究早期日美外交的本质与特征。

马建忠与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1882年在清政府的指导和主持下,朝鲜改闭关锁国为开国和亲,先后与美、英、德等国订立了修好通商条约。朝鲜这一对外政策的转变,是近代东亚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对传统中朝两国之间的朝贡体制,而且对以中朝日三国为核心的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以《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为视角透视幕末日美外交

日本幕末时期,迫于西洋国家的压力,幕府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与欧美列强开通商贸易之始,在诸多条约中具有典型特征。哈里斯作为美国派驻日本的第一任大使,也是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美国全权代表,来日后与幕府外交代表的交涉过程,再次呈现了幕末日本与美国外交初建时的曲折历程;对《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内容的深度解析及论证,可以进一步透视幕末日美外交的本质与特征。

美国商人与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谈判

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谈判历时10个月之久,其中有半数时间处于停滞状态。对于谈判时日的迁延,学界多从中方的角度进行阐释;但结合美国中华协会的历史活动可知,这也是美商的阻挠所造成的。20世纪初的中美商约谈判以“裁厘加税”问题为中心,对此,美国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虽极愿“裁厘”,却不愿为此付出“加税”的代价。因此,尽管他们在庚辛之际大力游说美国政府“裁厘”;但到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议定“加税”条款后,他们又极力反对英约中的“裁厘加税”条款。美商阻止“裁厘加税”的努力虽未落实到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但他们与美国政府长达数月的斡旋,仍对当时中美谈判的进程造成了巨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