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士条规》看广西忻城土司官族的教育思想

《教士条规》作为体现忻城土司官族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反映了忻城土司官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重视。《教士条规》强调儒家思想的教育,强调学生的学习态度,注重学生的礼法修养,强调对个人的成长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教士条规》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和壮族土司官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四步教法”:阳明龙场条规教法的逻辑展现

基于龙场悟道之人己和乐如一之境界,阳明龙场条规教法涵盖“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大条目。此四者呈现出阳明心学的众多面相,在儒家教法史上,不仅各具特色,而且彼此关联。其中,立志教法是根基,勤学教法是志向引导下的能力提升,改过教法是自我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上的自我修复,责善教法是自我修复力基础上的生态提升力。此四者实是循序渐进、体系完整的“四步教法”。龙场之后,阳明教法虽多变迁,然皆是此“四步教法”的具体延展。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研究。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权利与义务对等,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命运昭示后人: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民间法视野下陕南的条规与乡治

从现存碑刻所载地方条规,可以考察清代陕南地方乡治。研究发现,作为制度规范的条规、作为乡治主体的乡保与绅耆以及或隐或显的官府的影响,共同构成了乡治的秩序。由于官府的导向作用以及士绅的儒学背景,使得陕南乡治内含了"孝悌、忠恕"等传统伦理道德精神。

作为话语实践的中日《修好条规》

作为被传统朝贡册封体系涵盖的国家按照国际法规定的国与国关系进行近代外交建制的尝试,中日《修好条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相关研究非常丰富,近年来更是引发多位学者对其签约过程、性质和影响进行重新讨论。而本文尝试将其放置在“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视域中展开分析,从《修好条规》谈判及签订过程中知识与权力的联结,条约文本的语言、翻译和修辞等问题出发,重新讨论中日《修好条规》之于近代东亚世界的意义。

论国际贸易条规中的互利精神

从国际贸易条规中的发展目标、价值模式和理性安排来看，互利是一条贯穿其中的鲜明的伦理主线。同时，也应该看到国际贸易条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把持下制定的，因而具有明显利强的道德偏差。

试论《中日修好条规》的不平等性

学术界对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是否平等的问题存有争议,其根源在于采用了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两种不同的标准。该约的签订程序按国际法的标准是平等的,但其内容按国际法的标准则存在着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的方面。其签订目的和效果按国际关系史的标准看,是日本用修约的方式为日后"合法"入侵朝鲜所做的准备。

马里亚·老士号事件与《中日修好条规》

1872年日本政府在英美使节的劝告下对秘鲁国马里亚·老士号船贩卖苦力一案进行了裁判,史称马里亚·老士号事件。为处理此案中国派出了第一位赴日的外交使节陈福勋。就在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中日双方正式交换了《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书,自此两国以对等的姿态步入了近代外交。在双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的过程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的作用不可忽视。

新发现《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及其价值

从流失日本的《湖南省例成案》中发现载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由湖南省政当局三司道颁发的《岳麓、城南二书院条规》,将其与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所载陈氏《申明书院条规以励实学示》比对、分析,可以认定该条规的法律地位高于陈文,具备政府行政法规之权威性、规范性和严肃性。而且,《培远堂偶存稿》所载陈文系陈氏后人在整理文集时从《湖南省例成案》中录入并作了一定的文字处理,故该条规的文献学价值亦高于陈文。从内容上看,该条规非常完备周详,应就是以往缺失的道光《城南书院条规》之前"已属周备"的书院条规,从而填补了岳麓、城南两书院专志记载中的缺失或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一是从规制上厘清了岳麓、城南两书院之关系与定位;二是反映了官方对两书院控制的强化和两书院的官学性质;三是突出了两书院尤其是岳麓书院的办学特色;四是于两书院的收入、使用有比较可靠完整的记载;五是于两书院师生员工之员额编制及待遇亦有比较详细可靠的记载。

从碑刻资料看清代后期西北地方官府的“善后”工作——以舟曲《善后条规之碑》为例

清代舟曲的《善后条规之碑》是西北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反映地方官府"善后"工作的碑刻。通过对碑文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该碑刊刻的历史背景,较为清楚地认识到清代后期地方官府在"善后"事宜中所采取的措施及起到的效果。碑刻还记载了舟曲地区书院、义学的恢复和发展情况,这一文献记载可以补充地方史志的不足。

新旧之间的外交转变:从《中日修好条规》看近代早期中国对日外交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同东亚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正式建交条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870年,日本派使臣出使中国,请求订约通商;1871年,中日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正式建立近代外交关系。在谈判过程中,清政府根据日本特殊的地理、文化因素,一改同欧美诸国订约时的被动局面,在“一体均沾”“领事裁判权”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根据国家利益采取不同策略。《中日修好条规》基本符合清政府“和戎”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东亚外交由传统的“朝贡体制”向近代外交过渡。

济源南姚汤帝庙:清宣统二年(1910)《祈雨还功条规志》

[碑文] 祈雨还功条规志／ 自古旱魃为虐我南姚，遇天亢旱，祈雨／於方山白龙王驾前。有求必应，酧功／还愿，献戏七台，不计其数，宣统元年，麦／后天旱，秋禾未安。

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发出通知 在全国开展党纪政纪条规教育

根据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的1996年"要在全党普遍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的教育"的精神,中央纪委监察部定于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一次深入学习党纪政纪条规的活动。通过这次学习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全省纪检监察宣教工作座谈会暨党纪政纪条规知识竞赛颁奖会在蓉召开

1997年1月28日至29日,全省纪检监察宣教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20个市、地、州纪委、监察局及省直纪工委、中物院纪委负责宣教工作的同志出席了座谈会。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副厅长吴才荣同志传达了中央纪委、监察部宣教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我省开展党纪政纪条规学习教育的工作。同时,会议还对1997年的宣教工作进行了研讨,并对荣获中央、省竞赛的集体奖及个人奖颁发了证书和奖品。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陈华江。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意义

19世纪70年代,在欧美列强的侵略、清政府腐朽统治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越来越深。而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日本,则开始寻求向外扩张,企图与中国签定类似于欧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以谋求利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开始了围绕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外交交涉,这也开启了两国近代外交关系。

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

《中日修好条规》历来被视为近代中日两国的唯一对等条约。可嗣后清朝藩属国的次第丧失事件和台湾日据事件每每被处理成彼此无涉的孤立个案等研究现状表明,中国学界对于条规本身的对等属性问题尚缺少体系性的反思。事实上,肇端于牡丹社事件的日本征台、巧取琉球、并吞朝鲜以及甲午战后的割占台湾等事件,无一不根源于条规这一法理前提。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意味着,条规的签署,不但让中方丧失了东亚的传统核心地位,还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恶用下无法不弃琉保台、弃韩自保直至割台苟安。近代以降东亚世界的整体变局和日本对邻国的侵越与压迫,亦始自条规,成于条规。

李鸿章与《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提起李鸿章人们就想到不平等条约,可他也签过平等条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

外交文本修辞的背后——中日《修好条规》考论

中日《修好条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但实际上条规的草拟和签订过程却一波三折,背后隐藏着种种博弈。通过对中日《修好条规》长达一年之久的缔约过程中的草案和条约正式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到在文本修辞背后,中日双方展开了一场国际政治和文化斗争。

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 ,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 ,权利义务对等 ,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 ,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 ,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昭示后人 :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 ;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