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烽火思南明——从柳亚子与阿英关于《杨娥传》的分歧看两代作家的文化心理差异

抗战时期"孤岛"上海特殊的历史情境,激发起作家从南明抗清史中汲取民族救亡图存精神力量的热情,由此造就了"孤岛"历史剧,尤其是南明史剧的繁荣。柳亚子与"南明史剧"三部曲创作者阿英的交往,始于去信与他讨论《碧血花》的剧本写作,一度关系非常亲密,却因之后对《杨娥传》的不同创作构想走向疏远。造成这种疏远的主要原因,是"代际"文化心理不同所造成的两人在历史观和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阿英力图以人民史观考察南明史,以"主动性介入"的姿态,表现普通民众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热情,在创作方法上认同忠实于历史的现实主义;而停留于传统英雄史观的柳亚子,延续的是《桃花扇》式的"颂美"、抒情传统,倾向于以对殉国"烈女"的颂扬来寄寓自己的亡国哀思、时代感喟,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自况和移情,表现出将历史道德化、传奇化、抒情化的倾向。这种分歧,表现出两代作家在文化心理、审美情趣方面的差异和变化,也揭示出现代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有口皆碑,誉腾孤岛”——记《海国英雄》的演出

著名剧作家阿英(即钱杏村)在上海“孤岛”时期曾用魏如晦之名发表许多剧本,其中他准备写南明史剧四部:《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海国英雄》、《杨娥传》、《悬(山奥)神猿》(又名《张苍水》),影响较大的还数《海国英雄》。阿英为了写好郑成功这个人物,曾翻阅、参考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尽可能做到符合历史的真实,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海国英雄》一剧的作成,在我的几个剧本之中,是历时最久,所经过的艰苦也最多。对于这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我虽没有沐手熏香,但我是始终在极度的敬意下,审慎而又审慎地写下了每一行的。”

花木兰的姐姐们:抗战时期历史剧中的“在家女性”

“在家女性”是抗战时期左翼历史剧中不容忽视的角色,其中可以分出三类:第一类角色有能力走出家庭,但为了照顾家庭又回到家中,如阿英《杨娥传》中“返家孝姑”的杨娥;第二类角色能力有限,一时无法走出家庭,如《杨娥传》中的“弱女子”连儿;第三类角色是因思想难以彻底转变、重视家庭合法性而留在家中的老年人,如郭沫若《虎符》中的魏太妃。她们不是冲锋在前的“花木兰”,而是留守家中的“花木兰的姐姐们”。左翼作家们肯定了她们的家中贡献,传达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平等观念;但她们也被寄寓了进一步提高觉悟、直接参与政治行动的期待,从而与“妇女回家论”和“新贤妻良母主义”等保守观念拉开距离。这些剧作中的“在家女性”构成了一种隐喻,既为抗战时期的观众提供了较为缓和的道德空间,也对所需遵守的政治底线做出提醒。

花木兰的姐姐们:抗战时期历史剧中的“在家女性”

罗雅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家女性”是抗战时期左翼历史剧中不容忽视的角色,其中可以分出三类:第一类角色有能力走出家庭,但为了照顾家庭又回到家中,如阿英《杨娥传》中“返家孝姑”的杨娥;第二类角色能力有限,一时无法走出家庭,如《杨娥传》中的“弱女子”连儿;第三类角色是因思想难以彻底转变、重视家庭合法性而留在家中的老年人,如郭沫若《虎符》中的魏太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