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选》杨宪益夫妇译本对英汉异质成分的处理策略——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角度

文章以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经典文学作品《鲁迅小说选》为研究对象,以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支撑,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英汉异质成分的处理策略,解读译者如何巧妙地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做出科学合理的适应性选择,旨在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强烈的文化意识对于产生优质译本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文章也揭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实践中的指导意义。

杨宪益夫妇的翻译适应与选择——以鲁迅小说《祝福》英译本为例

该研究以杨宪益夫妇对鲁迅小说《祝福》的英文翻译为实例,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指导,逐个解读译者如何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做出科学合理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该研究期望通过文本细读、管中窥豹,从中提炼出值得借鉴的翻译原则、策略或方法助力未来中国文学“译出”实践。

杨宪益夫妇的汉译英翻译策略刍议

本文浅析了杨宪益夫妇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策略,提出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以异化策略为主,灵活运用归化来进行必要的变通。

从杨宪益夫妇译本看《红楼梦》中的提示语翻译

提示语是指对人物说话时的语气、表情等进行描写,对说话人当前的心理状态做进一步的呈现,如"她笑着说"。作为一部通过人物会话塑造人物形象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富含大量的提示语,如果译者一味地只做简单的字面处理,译文将显得平淡无新意,也不符合英语用词多样性的语言习惯。通过对原文提示语的位置变换和结构转换,以及归化翻译策略的使用,杨宪益夫妇不仅实现了译文措辞的多样性,也成功地实现了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功能。

杨宪益夫妇语义显化翻译《红楼梦》策略之启示意义研究

本文采用文本对照细读方法考察了杨宪益夫妇语义显化翻译《红楼梦》的策略,得出四方面主要发现。首先,显化程度上,他们显化的数量不少,但幅度不大。其次,显化内容上,他们以文本建构显化为主、文化内容显化为辅,前者主要涉及明确人物关系、明示所指和添加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和目的等,后者主要包括成语典故、礼仪习俗、历史人物、诗词歌赋等。第三,显化方式上,他们采用了以隐性显化为主、显性显化为辅的方式,隐性显化方式中添加手段的采用略多于明示手段,显性显化方式中尾注的采用占主导,括号注的采用极为有限。最后,显化与叙述手法相结合上,他们以叙述中显化为主、对话中显化为辅。本文认为,杨氏夫妇这一鲜明的语义显化翻译策略与其对待原著的态度、其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杨宪益先生个人文体偏好有着密切的关系。该策略对我国当下典籍英译实践的启示是:显化翻译必不可少但要注意适度性,同时在方式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

“祝福”背后的坎坷与悲凉——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视角的《祝福》英译本解析

翻译适应选择论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翻译进行了诠释,为中国译坛吹来了一股新风。文章以此理论为视角,对杨宪益、戴乃迭所翻译的《祝福》的英译本The New Year’s Sacrifice进行解析,通过实例诠释译者如何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最终创造了这一"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佳译。

《红楼梦》中典故与成语翻译策略研究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它可以代表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作品以其曲折隐晦的表现手法,凄凉深切的情感格调,强烈高远的思想底蕴,容及百家之长,汇集百科之粹,展现了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19世纪初海外就出现了一大批《红楼梦》摘译本。目前《红楼梦》的全译本有二十多种,涉及二十多种不同文字,其中,英、日、韩等文字译本居多。本文以《红楼梦》

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看《呐喊》的英译本

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是翻译研究的经典学说之一。本文着力研究鲁迅《呐喊》的英译本,探寻杨宪益夫妇所译的《呐喊》中词汇以及句式等是否达到与原文的功能对等。笔者希望可以从功能对等理论出发为《呐喊》英译本的研究提供一个视角。

《红楼梦》两英文译本之比较

本文是根据我国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第三回中的内容对两种英译本（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夫妇译本）从不同方面进行比较：称谓语,小说中人物性格等对两译本进行分析,比较。最后,从翻译效果及两译本各自不同翻译策略进行总结。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杨戴夫妇和华兹生《史记》翻译比较——以《史记卷四十·陈涉世家》为例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86)所著,是中国第一部不朽的纪传体通史,是一部东方古国史学奇书,同时也是文学史上一颗璀璨明珠,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新的发展维度里,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碰撞更加突出,不仅中国、日本、韩国等毗邻东亚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史记》翻译研究工作,这一态势如火如荼,也辐射到英美等西方国家。笔者以《史记卷四十·陈涉世家》为例,通过对比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华兹生的英译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对译文产出的深刻影响,从而拓展和彰显一直以来被隐蔽的翻译主体。

名士风流,岂止诗酒——杨宪益的百年流水(下)

他对人权问题有自己的认识:"美国的民主、美国的人权什么的,我觉得在中国并不太适合。"故留下诗句:"饮酒莫谈国家事,懒随佳士说人权。"他与美国式的民主保持距离,有"不降志,不辱身,不趋附时髦,也不回避危险"的个性。

论《红楼梦》文化内容的翻译

论《红楼梦》文化内容的翻译刘士聪＊谷启楠关于《红楼梦》的文化，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辞典》《序》中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出自文人之手的传世之作，而“曹雪芹这个‘文人’，既有中国历代文人的共同特点，又有清代满洲八旗文人的更大的特色……这种文人的文化...

《文心雕龙·神思》英译三种之比较

195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施友忠(Vincent Yuchung Shih)教授的《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正式出版。1962年,杨宪益夫妇在《中国文学》(英文版)第8期发表《文心雕龙》的《神思》、《风骨》、《情采》、《夸饰》和《知音》等五篇的英译。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兆杰(Siu-kit Wong)出版《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一书,其中也翻译了《神思》篇。本文拟对施、黄和杨氏夫妇所译《神思》做对比分析。为便于分析译文,我们先看《文心雕龙》本身的特点。

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对话片段看小说翻译中对话美的再现

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对话片段看小说翻译中对话美的再现王涛小说是一种以人物形象的创造为中心的散文体的叙事文学样式。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对话描写能达到塑造人物形象、描绘客观环境、推动情节发展的艺术效果。小说翻译成功与否，...

关于汉语姓、名、字、号的英译

在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社会里,人们对于取名很讲究,士大夫和文人学者尤甚,除在社会上和正式场合使用的姓名外,往往还有“字”,有的还有“号”。“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所谓也。可见,加“字”是出于礼貌,用于亲朋之间,而且,“字”的取义常常和名相关。 如汉班固字孟坚,三国蜀诸葛亮字孔明,

喜读《鲁迅诗歌》英译本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读到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黄新渠译注的《鲁迅诗歌》42题50首,非常高兴。鲁迅诗作零星的英译文,国内外早就发表过一些。我见到的有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杨宪益夫妇合译的《鲁迅选集》英译本中的译文;

《长恨歌》两种英译比较与评议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所撰写的《长恨歌》是一篇脍灸人口的作品。近代,中国文化西被以来,这首诗更为海外读者所称道。据香港学人罗黄振池统计,《长恨歌》有十种不同的英译,译者有苏曼殊(1884—1918);弗莱彻(W.J.Fletcher)伯恩纳(Witlor Bynner);翟里士(Hebert A.Giles);克拉默—拜恩(L.Crammer-Byng);杰宁斯(Soam Jennings);杨宪益夫妇(Yang Hsien-yi and

“对不起,谢谢!”——纪念戴乃迭逝世十周年

中外联姻,在现当代中国已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他们大多因缘际会萌情生爱,或志趣相投亲密结缡,或功利所趋勉为夫妻,情况复杂。人生伴侣,"旅"到一半分道扬镳者不乏其人。既彼此忠于爱情,又相投于事业,且在事业上卓有建树、患难与共、白头偕老者,凤毛麟角也。戴乃迭与杨宪益堪称珠联璧合的典范。戴乃迭,原名Gladys B.Tayler,

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四个人

二十一世纪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建设文化强国就要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二十世纪使中国古代文化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是辜鸿铭(1857-1928),他曾将《论语》、《中庸》翻译成英文,并用英文写了一本《中国人的精神》,于1915年出版,在国外影响很大,例如托尔斯泰就曾和他讨论如何抵制现代物质文明的问题。英国作家毛姆对他曾进行采访,说他是"

母亲陶琴薰的闺蜜们(下)

杨静如: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妹妹我的母亲考取西南联大,读的是中文系,做朱自清的学生。母亲自幼热爱文学,读书写作当教授,曾是她年轻时代的梦想。可是母亲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之后,改了专业,到外文系,读英国文学,想从欧美文学中汲取营养,以求更好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