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中的人性拷问: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让我们重新思考那段苦难的历史。作者逼近历史真相,拷问扭曲灵魂的人性变态和人格异化,也写出了饥饿年代高贵的人性和苦难命运的忠贞爱情,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精神冲击力。

《夹边沟记事》中的历史叙事与文学重构

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是新世纪以来极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他在题材的选取与主题的提炼方面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尤其是以野外调查、新闻采访与口述笔录等为主要方式的新文学生产机制,极大推动了新世纪以来写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论文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进入作品,试图发现《夹边沟记事》为重返历史现场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与文学方法,在具体的文字中所采用的基本叙事策略与叙事态度,尤其在历史苦难叙事方面表现出来的异质性特征。

“做错了还是做对了?”——析《夹边沟记事》里的道德悖论

《夹边沟记事》讲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苦难史。作者以逼近历史真相的写作显示了迥异于以往"右派"叙事文本的鲜明异质。论文以极限境遇下的道德悖论和复杂人性为评析对象,透过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环境下的生存之难,挖掘道德悖论行为的深层意义:极端生存境遇下生命的异化和错置,人性的复杂变异,使得建构伦理道德基础的人性本善的前提不复存在。人们无法用传统的道德观点加以批评和诘难。《夹边沟记事》呈现的不仅是控诉,还能引发人们从更为深刻的生命哲学的层面上产生对生命和人性的悲悯和同情。

《夹边沟记事》的文体意识与历史叙事策略

《夹边沟记事》以其纪实性和非虚构性特征成功实现了对历史真实的逼近,在文学观、美学观、价值观、历史观上表现出异质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世纪中国小说叙事范式的转型。本论文以《夹边沟记事》为研究支点,以"非虚构"作为切入点,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非虚构"性特征,辨析其与"纪实"之间的异同。且从文学生产体系、知识生产机制观察新世纪小说叙事立场与文学旨归的位移;从文学/历史、文学性/历史性、虚构/真实的处理方式上,发现文学历史叙事的新理念、新方法;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型中,探索背后的小历史观之于文学认知的影响。

杨显惠作品的“另类”观感

“另类”的缘起 将杨显惠作品归于“另类”，并非言其如何反传统，逆潮流，如何标新立异，装神搞怪，而仅仅是论述方便的需要。杨显惠不属于多产作家，却每每以其沉郁的人道激情、剑走偏锋却不及时弊的叙事策略、貌似憨直拙笨而内功深厚的文字个性独步文坛。《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和新近出版的《甘南纪事》，皆带有难以复制的“杨氏”印记，既区别于主流文学中的常态小说，也与作家本人的旧日写作迥然相异。他的写作避开公共经验，纯属“个案”，所以“另类”：其书写姿态在文坛身单影只，寂寞独行，所以另类：其影响多集中在新闻界、读书界，而寡闻主流评论家的喝彩，更鲜见同行者的关注，所以“另类”。

纪传叙事传统的复活——论《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在开始创作《夹边沟记事》的时候，面对着一个问题：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一段尚未被官方历史完全解密的历史？在现代分工完成之后，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本不应该再承担记录历史的责任。但是，当夹边沟劳改农场那段被有意尘封的历史以亲历者口述的形式触动着杨显惠的时候，他选择用文学的形式呈现这一段历史：“现在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

夹边沟记事之四式 夹农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9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70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

《夹边沟记事》的生存哲学

自新时期文学以来,1950到1970年代的极左政治文化路线给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造成的苦难生活,似乎一直是文学创作反复书写、永不厌倦的话题。既有亲历者的现身说法,如张贤亮、王蒙们的挥之不去的＂噩梦＂,也有当年蒙难者的后代,如韩东、方方的＂隔代记忆＂,自1993年以来更有无数纪实性作品纷纷出现,其中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以所写内容的真实、深刻,

《甘南纪事》的写作

2006年的春天，写完了《夹边沟记事》的最后一章，把稿子寄《上海文学》之后，我就收拾行装去甘肃了。我是甘肃人，虽然在天津作协供职，写作的题材却几乎都是甘肃的农村，大约是从1997年开始，每年都去甘肃。我是知青出身，在河西走廊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生活过十六年。写过知青，也写过渤海湾的渔民生活，可我写作的根还在甘肃，从那年开始，我的写作就完全转向了甘肃，决心把夹边沟“右派”和定西大饥荒写出来。但我2006年去甘肃，纯粹是去玩的，去旅行的。经过七八年的紧张工作之后，我想放松一下，想好好地休息一下，休息一年，什么也不写，就是旅行和游玩。去哪儿旅行呢？我的目的地是西藏。

影像再现的伦理限度──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电影叙事

二十世纪60年代乔治·斯坦纳谈到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呈现出的数字化、图表、数据崇拜而“逃离言词”的倾向,而今这一趋势更甚：只是逃离言词的不是学者们,也不是从话语逃向不可言说的沉默,这次是大众的逃离,逃向更简化的语言,逃向物化形态的文化符号,逃向图像与影像。一种新闻业的认知规范“无图无真相”正在成为信息传播的基本框架,语言或话语则似乎不过是图像的补充说明性部分。

文论下载（050-060）--秉笔真书见精神

《夹边沟记事》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它完成了一种超越和提升：它在高度忠实于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的深沉揭示，尤其是通过对他们在绝境中人性常态与变态的出色状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不但表现事实本身的骇人听闻性，而且表现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

历史的还原、反思与超越——浅谈世纪之交的几部“右派”叙事作品

世纪之交的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以反映1957年以后右派生活为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历史进行了还原和更加深刻的反思，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同类题材作品。本文将以《中国：一九五七》，《乌泥湖年谱1957～1966》，“夹边沟记事”系列小说等为例．来谈下这些作品的艺术进步性。

从古拉格到夹边沟:我们如何记录人类历史的疮疤

古拉格:人类集体塑造的幽灵十多年前,当安妮·阿普尔鲍姆开始为写作《古拉格:一部历史》搜集材料的时候,总是反复做一个相同的噩梦:在索洛维茨基群岛(苏联劳教营旧址)的某个修道院里,她反反复复地爬着木制钟楼的楼梯,时不时还要跨越、踩踏一具具尸体。直到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写入了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并在西方世界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古拉格",这一较纳粹集中营残酷数倍的杀人工厂才被世人所知。

沙漠里的“海”

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4万多平方公坠的上地上，横亘着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初次见到这个名字，是在小说《夹边沟记事》里，被发配到沙漠边缘的人们因为饥饿和严寒不断死去，漫漫黄沙掩埋了他们的枯骨，看得人揪心不已。抛却这段惨烈的历史不提，巴丹吉林原是绝美的地方。

文学,作为一种证言——杨显惠访谈录

《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以纪实性小说的方式。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类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结集出版后，被《出版人》杂志、《中华读书报》、《新京报》评为“年度图书”。2007年12月，作者“直指人心痛处与历史伤疤．显示了讲真话的勇气和魅力”，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魅力人物”之一．

一个远离当下生活的当代作家:杨显惠论

杨显惠通过《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已经奠定自己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然而当代文学批评显然无法面对杨显惠的创作。

在历史边缘沉思存在——杨显惠论

在当代文坛，作家杨显惠是一个静悄悄的存在。即便是2000年之后，他的《夹边沟记事》引起轰动，也仍然被有的批评者称为“一个远离当下生活的当代作家”。寂寞对于杨显惠来说，已经成为习惯，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说，恰恰是这种与当代文坛的疏离，成就了杨显惠的创作，赋予他的作品以深沉浑厚的品格，一如他所挚爱的甘肃大地。

朴实厚重,力透纸背——杨显惠“命运三部曲”语言风格研究

本文简要分析著名作家杨显惠"命运三部曲"的语言风格,指出在其三部曲中,前两部是一类,真实再现历史,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甘南记事》是另外一类,探索民族文化,表现时代精神,语言质朴无华,平静自然,有着深刻的历史震撼力。

关于杨显惠作品的通信

赵老师：您好。认真拜读您的《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文字很好，您的勤奋、好学让我惭隗。从您的文字里，我也知道了一些书，已经从孔夫子旧书网购买了。在此聚表感谢。但您大作中有一篇文字，是谈杨显惠、高尔泰的，（即《加法之累与减法之美——读《夹边沟记事》与《寻找家园》），我却有点话不得不向您汇报。我觉得您对杨显惠太刻薄了，您谈他的语气，我也觉得不太应该。杨显惠就像暗夜里的一点烛光，应该爱陪他。他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让当代的许多暴得大名的作家羞隗。他是真正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您喜欢《古拉格群岛》，杨显惠也极其熟悉《古拉格群岛》，他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