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的差异——兼评杨正润《现代传记学》

历史地考察,古代传记与现代传记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应做严格的辨析。从18世纪后期起,西方社会伴随着对"个人"发现,传记写作与理论认识发生变化,出现以书写"个人神话"为主旨的现代传记,而与历史本位、道德教化的古代传记不同。不论东方西方,古代传记自然属于史学范畴,而书写"个体生命过程及价值"的现代传记则类同于文学。

《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一部用传记美学叙事的女性传记

苏珊·桑塔格是20世纪著名的女性作家、艺术评论家,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更是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之一。《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即是一部对苏珊·桑塔格进行全面介绍的传记作品,其书写的细致真实使其成为一部经典的传记作品,具有典型性。因此本文从传记美学的层面进行研究,从传记事实的运用以及长篇传记的现代性写作和翻译的角度进行分析。

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及其启示

中国史学界很少关注传记学,而文学界却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记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传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然而,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表明,无论文学与史学曾经如何纠缠不清,传记学终归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撰写传记,只能严格遵守现代科学史学的原则,不应虚构。正是随着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传记学回归到其内在的历史属性,成为主流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主要是通过回归主流的民族国家史学而实现的,编纂国民集体传记、推动民族国家建设,是其重要标志。因此,科学化和民族国家化,是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基本特征。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华民族传记辞典》,从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启示;对开创我国历史学科新的增长点而言,也具有积极意义。

“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

如果非要给'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下一个最简明的定义,那也许就是用数字的方法研究人文学术。但究竟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数字的方法?尽管众说纷纭,一个确定无疑的前提则是大量文本、文献的数字化。也就是说,是数字文献的诞生,才促成了数字人文研究诞生的可能。

论传记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传记的写作要从各种素材中寻出传记主人公行为的动机并发现其独特的人格形态的强烈愿望，促使传记文学家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和方法来接受并运用心理学原理。二十世纪心理学的进步为传记写作奠定了基础，并丰富了传记文学在更广的范围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人物个性的各种手法。然而，心理学知识水平至少在当前阶段上，尚无法在人类的一切行为与动机之间建立“绝对的”因果联系，只能被局限在一个相当严格有时甚至是狭窄的范围内。要警惕因心理学诸方法的滥用而造的传记文学科学性的丧失。

唐圭璋先生对传统词学批评方法的继承与发扬

唐圭璋不但在词学文献学建设上贡献巨大,而且在词学批评上也颇具特色,即从传记批评、词林纪事、选本笺注等方面,从知人论世、回归现场、阐释意义等角度,建构了以“人”“事”“文”为结构体系的词学批评模式,这些都是对自宋代以来词学批评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音乐政治学、音乐传记学与我国的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一、音乐政治学的学术视域 在如今的音乐学体系中，“音乐政治学”似乎还不是完全成型的独立学科。但是实际上，对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从古至今都有研究，而且似乎在我国古代还特别乐道于此，如《乐记》就有“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等话语，在古希腊也有大量关于音乐与政治关系的言论。

七十年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名家名作点评

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为时间范围,重点选取七十年间传记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代表性专著三十余部,逐一进行评点,尝试在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研究史上给予相应的定位、评价其作用及价值,以期总结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名家名作的得与失,以促进当下中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繁荣。

“我们做的是重大项目,更是传记事业”——“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七年记

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所实施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经过国内外20多位专家7年的通力合作和辛勤工作,终于胜利完成。项目主要成果是包含3000个传主、10000多种资料、6个语种的"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多语种全文数据库"(第一期)和10卷近300万字的《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研究》。上海交大传记中心为了推进中国的传记事业,以这一项目为依托多方开展工作,出版了《现代传记研究》辑刊和"现代传记文库",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以及多次传记论坛和工作坊,同国外一些传记研究机构建立了协作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