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世纪交会的汉语音韵学研究

在新旧世纪相交之际,随着年轻的一代汉语音韵学工作者的日益成熟,经受着第五次中外文化交流振荡的汉语音韵学,可望取得重大的进展,使古老的学科焕发新时代的光彩。一、深入方法探讨传统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理论化不够,引进西方语音研究方法未必全然切合汉语实际。如果把方法论作为一个专门的对象加以深入探讨,对于推进整个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杨耐思《音韵学的研究方法》(《语文导报》1987年3、4期)首次系统阐述。冯蒸《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3期),从三个层次把握方法论,又对学科方法论详加推阐,富有新意。这两篇专论,与以往只运用方法、秘而不宣形成明显对比。

《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析疑

在关于《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性质的讨论中,当前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是怎样解释“入派三声”,如杨耐思、李新魁主张《中原音韵》有入声,认为当时入声仍保持一个独立的调位。宁继福、刘俊一则认为《中原音韵》入声已经消失,“派”入是根据实际语言进行的。二是“入派三声”是否符合语言实际。主张《中原音韵》入声已经消失的当然认为符合语言实际,主张有入声的则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怀疑。李新魁以为“入派三声”只是“‘广其押韵’、‘庶便学者’所采取的权宜措施”。

试论中世纪蒙古语的圆唇元音

一、蒙古语言史的分期学界一般把13—16世纪的蒙古语称作中世纪蒙古语。但许多学者对蒙古语的历史阶段都有各自的划分标准和划分方法,从而对中世纪蒙古语亦有不同称呼和分期上的差异。譬如,符拉基米尔佐夫(1929)把蒙古语划分为“共同蒙古语”、“古代蒙古语”、“中期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几个阶段,其中“中期蒙古语”指的是12—14世纪的蒙古语①。波普(1955)把蒙古语划分为“古代蒙古语”(12世纪以前)、“中古蒙古语”(12—15或16世纪)和“现代蒙古语”(16世纪以后)三个阶段,同时把“

《韵略易通》价值辨

一公元一四四二年兰茂的《韵略易通》到底有没有价值?怎样评论才令人信服?这里先从《韵略易通》的凡例说起。凡例有一条说:“此篇只以应用便俗字样收入……。”于是,《四库总目提要》的作者“高人雅士”就抓住这句话评曰:“

八思巴字资料及其研究概况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自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年)下诏书正式颁布启用“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之后,八思巴字便通用于整个元代约一百余年。后来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逐渐被废弃,成了死文字。八思巴字作为元代“译写一切文字”的“元国字”,记录了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以及其它目前还不能确定的语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库。镌铸书印八思巴字蒙古语而流传至今的文物有碑石刻、牌符、印章、钱币和书经(残卷)等。我国有关八思巴字的汉文史料和典籍有《元史·释老传》、《元典章》卷一、元盛熙明《法书考》、明陶宗仪《书史会要》(1376)、元刊《事林广记·百家姓蒙古文》、朱宗文校订《蒙古字韵》二卷。据杨耐思、照那斯图介绍,明赵崡《石墨镜华》(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