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语境中的杨贵妃故事叙述比较——兼论日本对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的民族性

杨贵妃故事是中日两国叙事文学的重要题材,都以《长恨歌》《长恨歌传》为源头。虽然故事题材大致相同,但两者的创作方式、叙述模式、人物塑造、主题寓意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学创作不断超越《长恨歌》《长恨歌传》的叙事文本,叙述模式繁复,重视杨贵妃“生前事”的拓展;日本文学创作则始终以《长恨歌》《长恨歌传》的文本接受为基础,叙述模式单一,重视杨贵妃“死后情”的强化。中国文学整体上侧重于贬妃讳帝,重在宣扬女祸乱政;日本文学则侧重于扬妃刺帝,重在渲染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与此同时,中日文学中杨贵妃也有塑造成“救国”形象的个案,但中国以“情贞”正面形象突出杨贵妃忠君贞夫,日本以“情淫”反面形象反衬杨贵妃是淫乱唐朝、救护日本的护国神化身。中日杨贵妃故事的叙述差异在于两者的文学生成、文学本质和文学功用相异。日本杨贵妃故事创作实质上体现了日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有着淡化中国文化内涵、简化中国文学叙事、重构日本文化观念和文学审美的民族特征。

情爱与政治:杨贵妃故事的叙述嬗变及其文化成因

杨贵妃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其叙述嬗变经历了从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一对一的两人情爱叙述到唐玄宗、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或唐玄宗、杨贵妃和梅妃之间的"三角"情爱叙述,再回归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两人情爱叙述的历史过程。贯穿其中的政治伦理批判则是由借帝妃情爱悲剧讽喻唐玄宗溺情失政,走向"女色祸国"的政治批判,再到"女人救国"的政治歌颂。不同时代的政治伦理导向和政治文化思潮是杨贵妃故事嬗变的重要文化成因。

元代多元文化背景下杨贵妃故事的多元呈现

多元化是元代文化的典型特征。从杨贵妃故事的创作主体、人物形象与故事主题等多角度审视中关注元代多元文化背景下杨贵妃故事的继承、发展与新变,同时也可从杨贵妃故事在元代的多元呈现中反观元代文化多元化的具体体现。

《源氏物语》〈桐壶〉卷与《长恨歌传》的影响关系

《源氏物语》开卷就引用了《长恨歌》、《长恨歌传》中的语句,把桐壶天皇对桐壶更衣的宠幸比作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但实际上,桐壶更衣与杨贵妃的性格、在宫中的地位、在作品中的作用等等都全然不同,为此,有关《长恨歌》、《长恨歌传》与《源氏物语》<桐壶>卷的影响关系一直是《源氏物语》研究的焦点。然而,迄今为止,除了有关出典方面的成果外,至于引用杨贵妃故事的必然性,仍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说问世。本文以出典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出典为依据而不拘泥于出典,着眼于<桐壶>卷乃至《源氏物语》本身的主题,认为《源氏物语》乃是作者在摄关政治下创造出来的杨贵妃故事,它有着对杨贵妃故事的继承,也有着对《长恨歌传》的回应,而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的汉字文化圈中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