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杨邨人与鲁迅——从《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谈起

鲁迅《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写于1933年12月28日,是为了答复杨邨人发表在同年12月10日《文化列车》上的《给鲁迅先生的公开信》的。原准备发表在沙汀、魏猛克办的文学杂志上,但杂志没有办成,所以这封公开信也就没有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收入这封公开信的《南腔北调集》,鲁迅于1934年1月9日编好,上海同文书店在3月初版。公开信的应答效果推迟了几个月才终于发生。杨邨人其人其事在鲁迅的答信中以"革命小贩"概括之,这一概括成为杨在日后浮现于历史讲述中时唯一的标签。然而,鲁迅于"革命小贩"命名的上下文语境是不是如此单一?历史讲述于杨邨人的转变、于鲁迅公开信的信息抽取,是否有过断章取义?鲁迅的答信始于杨邨人,而回答却并不指向杨邨人一个。革命与鲁迅的关系,鲁迅的革命观与鲁迅的心境,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都有所流露。

杨邨人的苏区言说与左翼文坛的应对

本文考述了杨邨人湘鄂西苏区见闻以及回沪后的言说,描述他与文总、左联的恶性互动过程。鲁迅与田汉、胡风与周扬的最初矛盾,亦因杨邨人事件而起。本文通过剖析诸人行事逻辑,力图解决左联史上的多个公案。

论战中的“革命”与“文学”——杨邨人研究三题

在现代文学史上,杨邨人是饱受非议的一个作家。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即或在左翼作家中也是较早入党的;他是太阳社及《太阳》月刊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第一个党领导下的戏剧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首任党团书记,在革命文学运动的组织和推动上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他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虽然是稚嫩的,但毕竟为初期的革命文学＂提供了部分书写规范＂。

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第三种人”论争

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第三种人"论争有着十分紧密而复杂的关系。这篇文章和杨邨人脱党事件都带有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体验。杨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可以被整合进张闻天的小资产阶级理论表述的"合理性"逻辑之中。但这篇文章并未达到团结"第三种人"的目的,也不能为他们的政治错觉提供有效的批判,但的确抓住了当时知识界的情绪,为争取"中间派"创造了条件。

神州国光社与“自由人”论争——从《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重新谈起

鲁迅《论“第三种人”》是“文艺自由论辩”一篇重要文献,其中一段话说得十分严重,但至今研究者对其所指仍聚讼不已。鲁迅此文严厉批评了文坛上“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1）2005年版《鲁迅全集》该处的注释延续了1981年版“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这一基本判断,但删掉了胡秋原“冒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与托派关系的进一步说明,无疑是谨慎的,只是这样一来所指更加难以琢磨。

从“盘肠大战”论争看编排问题

1936年上半年,在著名的'两个口号'论争发生前夕,爆发了被后人称作'当时文坛上的一个重要事件'~②的'盘肠大战'论争。梳理一下论争过程便会发现,编排问题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5年12月1日出版的大型文学月刊《文学》第5卷第6号,发表了周文描写川康军旅生活的小说《山坡上》,时任主编的傅东华不但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改动了不少文字。

灵魂撕裂的声音

赤梦1921年5月中旬,20岁的青年革命者蒋光慈从上海吴淞口启程,乘坐海轮赴苏俄的海参崴,同行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韦素园、曹靖华、吴葆萼等十余人。为了掩护各人的秘密身份,组织上统一进行了化装,刘少奇装扮成裁缝,萧劲光装扮成商人,任弼时装扮成剃头匠,曹靖华装扮成记者,蒋光慈装扮成盐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