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基本层面共铸中国“东方学”理论体系——2023年度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2022年度“东方学及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在学科建构、学科研究以及学术价值3个方面达成共识。2023年9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日语语言文化学院赓续前行,与敦煌研究院佛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2023年度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学术研讨会”,多家教学科研院所及学术出版平台协办。

东方学、语文学的耦合与“东方语文学”的创生

“东方语文学”是“东方学”的构成部分,是东方学的对象面与学科面的对立统一,是对“分支学科东方学”进行整合之后形成的一个学科概念,是以“东方”为限定、以语言文本为基础并与“西方语文学”相对而言的人文学科。作为主体性范畴,“东方语文学”不是指东方各民族的“民族语文学”,而是指东方各国在语文学方面的相互翻译和相互研究,亦即具有东方区域性的语文学;作为对象性范畴,“东方语文学”意为“对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包括东方国家的相互研究,亦即“东方的东方语文学”,也包括西方国家对东方语文的研究,亦即“西方的东方语文学”。“东方语文学”的形成有两个契机:一是翻译,二是比较研究。通过翻译,原典文本成为翻译文本,民族语文学的文本成为“东方语文学”的文本;通过比较研究,“东方语文学”在求同辨异中显示其内在的关联性、整体性。与此相适应,“东方语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翻译学与比较文学的方法。在吸收传统语文学并借鉴西方语文学的基础上,可以形成既独具特色又有普遍价值的中国的“东方语文学”理论体系。

法国东方学视野下的帕维《西游记》译介研究

本文尝试分析泰奥多尔·帕维于1857年对《西游记》前六回所作的译介,并揭示法国汉学界在东方学整体视野下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模式之一。帕维成长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此时东方学的发展受到浪漫主义的推动,得到社会显贵的支持,为《西游记》的翻译提供了客观条件。帕维翻译所使用的《西游记》文本为清朝流行的证道本和真诠本,尽管这两个版本对《西游记》作出了有关金丹大道的解读,帕维却视《西游记》为佛教小说。该见解看似荒谬,但联系当时东方学内部印度学和汉学的发展情况,实则情有可原。此时法国学界对于中国道教和汉传佛教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以过分强调印度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另外,法国学界的研究敏锐地揭示了印度传统对于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

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西方文化传统中 ,有两种“东方主义” ,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构筑低劣、被动、堕落、邪恶的东方形象 ,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精心谋划” ;后者却将东方理想化为幸福与智慧的乐园 ,成为超越与批判不同时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只关注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但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 ,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 ,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它所表现的西方世界观念中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精神 ,是西方文化创造性的生机所在 ,也是我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真正值得反思。

萨义德《东方学》之争与中国的“理论东方学”

中国学界曾就萨义德的《Orientalism》究竟应该译为《东方学》《东方主义》还是《东方观》做过探讨与论争,译名之争集中反映了对这部书的内容与性质的理解,触及了"理论东方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问题。中国学者指出萨义德以中东代"东方",论题与中国颇有违和,由此涉及到"东方"的范围、东西方文化身份与两种"东方主义"的问题;另有学者受其学术方法的启发,认为西方汉学作为"东方学"之组成部分同样具有"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并提出"汉学主义"概念来评价西方汉学,又引发一些学者从"国外汉学"学科价值论的角度提出反驳。从"理论东方学"的角度看,这场持续了30多年的探讨与论争,作为中国学术史仅有的一次关于"东方学"学科范围、性质、价值判断等理论问题的论辩,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中国"东方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但至今还没有以"东方学"这一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将各个分支学科统括起来,而且习惯上有"以中代东"的思维倾向。在东方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东方学"、"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重要概念应该加以清理和辨析。近年来,由于萨义德的"Orientalism"按字面被直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混乱。"Orientalism"应该译为"东方观"或"东方观念";"东方学"不等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前者属于学术研究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东方学"研究可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一是翻译学的方法;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东方学传统与传教士汉学——艾约瑟对上古中国宗教的阐释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是19世纪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在汉语和中国宗教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其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贡献已有颇多论述,但对其汉学研究依然乏人问津。尤其是如何在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阐释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是当前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艾约瑟对上古时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状况的构想,有助于揭示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与早期汉学研究的密切关联,对深入研究近代汉学的发展和西方世界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东方学”与“中国东方学学术史”构想

"东方学"是产生于近代西方的一门学科。萌芽于16世纪,17、18世纪获得发展,确立于19世纪。因其所涉面非常广和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导致其统摄各分支学科的宏观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西方中心"立场明显的局限。由于东方学家不同的研究目的,东方学内部具有不同倾向,有"意识形态的东方学"和"科学的东方学"两种形态。我们应该着手整理中国20世纪以来的东方学研究成果,以《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的研究,完善中国东方学的学科建制;展示中国东方学的成果,与西方的东方学形成鲜明对照;促进中国与东方各国新型的国际文化关系。

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地位

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等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相比较,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将社会主义问题提上了首要的地位,将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视为同一个政治力量体系来研究,同日益成熟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

赛义德东方学的方法论及其启示

赛义德的文本理论和批评意识一向很少被人注意 ,实际上这是他的东方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所在 ;同时他的批评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跨学科视角。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有三方面的情况制约着其制定办所方针。在"歧路旁皇,莫知所止"的情况下,要用中国境内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材料,借用欧洲的先进研究方法做出新的成就,唯有"不以空论为学问,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才得以保存下一块学术"净土"。(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业绩:(1)最能体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精神的考古组,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话语权逐渐回归国人,使甲骨学的发展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推进的基本趋势。(2)"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的历史组,使简牍学、敦煌学、清史的众多史料不再"坐失毁亡",并确定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路向,为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做出无可替代的业绩。(3)历史语言研究所20年间形成以追求"科学"、"客观"为目的,以扩充和整理材料为旨趣,以"求真"和"务实"为风格的研究集体,为历史语言研究规范化和科学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论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学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研究对象是俄、中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规律。创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有利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遗产 ;有利于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能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阐释文学经典，重构西方文化史——读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 1935—2003），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他在1975年-2003年期间共出版了20余部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方学》（该书曾获美国国家书评家奖，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中译本）。

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

"敦煌学"一词,一般都认为是陈寅恪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后来发现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使用"敦煌学"的材料。从敦煌学的发展、影响、实际效果和"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来看,说陈寅恪是"敦煌学"的首创者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正视的是,在陈寅恪之前,石滨纯太郎已经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因而有必要探讨敦煌学出现的背景,即当时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而东方学又是在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或占领下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具有殖民主义的成分。虽然东方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为提出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价值。

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赛义德对东方学的另一种解构

解构东方学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赛义德不仅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东方化”,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东方人对“自身的东方化”,本文认为,赛义德视域中的“东方对自身的东方化”主要体现在东方人自身观念中的“西化”意识以及为了对付东方学所炮制出的”西方学”中。本文结合德里克提出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对赛义德的“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这一命题进行了较详尽地阐述。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东方”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１６世纪开始，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形成了“东方学”，这是一门具有浓郁西方色彩的学科。东方文化是东方学研究的主体，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文化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倾化、直觉化的思维方式；伦理化、等级化的人际关系和克俭无争的生活方式。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缩影，具有多元发展、相互交流；偏重表现、追求主观真实；载道教化、惩恶劝善；民间文学特色鲜明；和谐、温雅。

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兼驳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东方社会理论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包括俄国农民陷入了极其贫困、无法忍受的状况,东方专制制度建立在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及彼此隔绝状态的基础上,俄国的“农村公社”面临瓦解的危险,不排除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即将爆发并且它将改变俄国和世界的面貌等内容。他们的理论为以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它的基础上才有以后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东方社会理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近三十年来我国“理论东方学”的主流形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学界在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时强化了“东方学”的意识,更注意东方认同与东西方之间的辨异,从晚年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一系列论述的研究中,提炼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这一概念,探讨“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又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从而对东方及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做出理论阐释与学术探索。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形成了近三十年来我国“理论东方学”的主流形态。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东方学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东方学的实质是东方主义,其核心理念是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东方主义语境中的东方是西方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东方主义是一种权力认识论,它试图用东方与西方二元区分的概念模式塑造一种有利于西方的东西方关系,从而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控制进行合理性论证。东方主义是西方试图控制东方的一种思维模式,其中浸透着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