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荥阳毛氏之军事活动与家族文化

自两晋之际以来,荥阳毛氏三个房支相继南迁,其中西晋末毛宝迁移荆州,先后隶属士族代表王敦、温峤、庾亮,苏峻之乱中,参与组织义军联盟,战功卓著,军政地位有所提升,为其子孙开辟了道路。毛穆之、毛安之长期隶属桓温、桓冲兄弟,毛穆之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出刺益州;诸子孙渐显锋芒,毛璩等出刺益、梁、秦、宁等西部州镇,成为东晋后期上流之武力强宗,抵制桓玄代晋,在北府武力集团崛起的背景下,有意控辖荆郢地域。然蜀地土著反叛,毛氏遭受毁灭性打击,毛修之归附刘裕,参与义熙年间诸内战与刘裕伐秦之役,流离入魏。毛安之则于简文帝执政时期,受命桓温,戍卫建康,控制都城,以助篡夺,他居中协调多方关系,处置得当,也为朝臣代表谢安等认可,得兼将作大匠,其子毛泰等亦多为禁中武职,表现出“中央化”的特征,然无根基,终因政局变动而遭清除。毛德祖兄弟南迁较晚,皆有武干,投附北府军团,晋末内战中“奋不顾命”;毛德祖随刘裕征伐关中,刘宋初戍守虎牢,坚守死战。毛氏尚武,可谓东晋以来著名之“将帅之家”。在家族文化方面,毛修之“颇读史籍”,“解音律”,已受经史启蒙,崔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萧齐时毛惠远、毛惠秀兄弟及子毛稜等,皆擅长绘画;宋齐以来,毛栖忠“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在钟律、历法等领域颇有造诣;梁陈之际,毛喜家学传承;隋文帝灭陈,汲取南朝术艺,毛爽“晓音律”,作《律谱》,对隋代雅乐与历法影响甚著。

贵州马场东晋南朝墓出土簪钗探讨

本文对贵州平坝县马场镇16座东晋南朝墓出土的簪钗进行了分型研究,对M37、M50出土簪钗的组合进行了分析,推测其用于固定假发、辅助高髻造型。东晋南朝时期,簪钗的形制和使用在马场周边区域相对稳定并流行,体现了贵州本土文化的复兴,为研究东南地区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重命”与“伪道义”:东晋南朝“荒政”制度新论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荒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动就一定“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心之“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何以“现地”:东晋南朝灾害史研究再析

东晋南朝灾害史研究成果虽颇丰,但研究模式固化、结论简单重复、逻辑方法硬套等问题尚待突破。“现地”研究法,是一种既强调“当时语境”与“实际山川”因素,又注重以“人的研究”为基点的文史研究法。引入此法,在对该时期灾害史研究进行再探讨时,既需注重相关史料的“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又要关注该时期的“变态环境”与“常态环境”,还需强调“人的研究”这一理念,平衡“人文性”与“科学性”。如此,不仅能为东晋南朝灾害史研究提供特定“语境”支撑,又可奠定客观“环境”基础,使其以“人与自然之交互作用”为主要研究对象,“人”为研究基点,从而使研究走向深化。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玄学文化研究

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家族玄学文化盛行,主要表现在“玄风”方面,包括擅长清言、纵情任诞、消极隐逸、丰神俊秀等。其玄学文化的形成,受社会思潮、政治局势、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对塑造家族风貌、提升艺术修养、引领社会风尚、改革六朝文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东晋南朝的袴褶——兼论中国古代袴褶服的起源

衣袴装中国南北自古有之,两汉三国时多为武士仆役等身份低下之人所穿。三国西晋,"袴褶"成为衣袴装的专用名词。东晋袴褶服成为时人日常服饰,已不属"贱服"。南朝,袴褶服逐渐跻身低等官服之列,日益宽博。东晋南朝作为武士仆役常服的袴褶为直袖,南朝作为低等官服的袴褶为广袖,后者较前者更宽博。综合文献资料和迄今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袴褶服应该为汉族初创,北朝的袴褶服或由南朝传入。

传顾恺之《洛神赋图》祖本创作时代再探——从东晋南朝服饰角度谈起

传顾恺之《洛神赋图》中,曹植远游冠具有南北朝晚期特点,其身衣褒博、袖式阔大,表现出明显的南北朝意趣;众神女发式大体保留了南朝"飞天紒"的特征,身衣式样基本与南朝"袿衣"一致;侍臣、船夫、女侍的穿扮也属典型的南朝中晚期服饰样式。在南北朝中晚期图像资料中,多见与曹植、众神女、侍从等仪态近似的人物形象。《洛神赋图》中"银杏"的表现手法,与南朝中晚期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遵循共同的程式。传顾恺之《洛神赋图》祖本创作时代很可能是南朝中晚期,不会早于南朝,创作者并非顾氏。

东晋南朝时期西来高僧与浙东佛教——读慧皎《高僧传》

东晋至南朝是佛教东传并迅速在江南兴起的重要时期,浙东佛教的表现尤为典型。从《高僧传》中可见,此期浙东一带高僧云集,佛事兴盛。究其原因,是与西来高僧在此弘法、建寺活动分不开的。佛教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佛学的发展,同时也适应了门阀士族统治的需要。

寿春在东晋南朝的战略地位

寿春是东晋南朝时期汉胡政权争夺的热点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该地位居水陆交通枢要,拥有利于防御的自然环境,水土沃衍,物产丰饶,因而备受南北作战双方的重视。隋唐以降大运河开凿使用,淝水至濡须水航道逐渐湮废,寿春所在的淮南西部地域从而少受兵家关注。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研究

庐江何氏兴起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南朝,衰落于侯景之乱,是东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侨姓高门之一。考察这一家族主要成员的生平行状、婚姻仕宦以及文化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士族门阀问题。一《晋书·何充传》:“何充字次道,庐江潜人,魏光禄大夫祯之曾孙也。”按魏晋时期庐江郡潜县,地当今安徽霍山县。“魏光禄大夫祯……”句有两点应校正:其一,“祯”与“桢”形近致伪,当作“桢”。其二,何桢入晋方为光禄大夫,“魏”字误也。关于何桢,史书无传。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东晋“荆扬之争”,不仅是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更是东晋守国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结果。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派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但同时不得不大力强化雍州,以适应新的“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因此,随着荆扬之争的解决,雍荆之争或雍扬之争又出现。这表明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

东晋南朝女性襦裙探析

东晋至南朝宋早期,女性襦裙均为直袖,上襦长至腰腹,不束入下裙。最迟自南朝宋中期,广袖襦裙流行,上襦束入下裙,长至腰腹。南朝齐起,裙束上襦的穿法逐渐增多,一直流行到南朝末。梁普通、大通年间(520~529年)为南朝齐之后南朝女性襦裙腰线与领口变化的一个分界,梁普通之前,女性襦裙领口小,浅露脖颈腰线低;梁大通之后,齐胸的高腰线、欲露肩的大领口襦裙流行。南朝齐至南朝陈,上襦下垂不束入下裙的穿法依旧存在,但不属流行式样。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正统观与东晋南朝时期的史学

正统观是古代史家史学撰述的指导思想之一。东晋与南朝时期,内外矛盾结构性差异,使各时期的正统观内涵上也存在着不同,史学的发展也由此出现相应变化。从东晋前期的"晋承魏统"到中叶"晋越魏继汉"的正统观的出现,是东晋史学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南朝时期,正统观念中"应天受命"的盛行与"夷夏之别"的强化,成为南朝史学突出的时代特征。

东晋南朝的传、屯、邸、冶

关于传、屯、邸、冶,我国史学界早有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有人认为,在南朝,传、屯、邸、冶都是“广加封固”,占领山泽的组织(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有人指出,东晋南朝的传、屯、邸、冶在占山固泽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封建庄园(郑欣:《东晋南朝的世族庄园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3期)。但是,传、屯、邸、冶与商业及官僚经商的关系,却鲜有论及。本文对此展开探讨,以求对传、屯、邸、冶的研究能够深入一步。

东晋南朝的屯田及其地位

东晋南朝时期,屯田活动相对于曹魏急剧衰落,然屯田之议却不绝于朝中,屯田思想亦在不断发展,虽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大体东晋时期注重中央财政的增强,对屯田机构的设立关注颇多,且多为民屯倡议;南朝时期注重边防,强调军镇财力的增强,而不再关注机构问题。屯田活动的开展,在五朝时期多与军事相关,其分布亦多在北面边镇,虽然规模远不及曹魏时期,然在军事活动及边防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 ,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 ,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东晋南朝境内 ,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 ,从实质上讲 ,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 ,是移民政权 ;其次 ,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 ,提升了南方文化的层次 ;再次 。

《高僧传》所见部分东晋南朝巴蜀地区僧人事迹及推论

巴蜀地区的“高僧” ,多与当地政府官员有交往 ,佛教与世俗政治有着密切联系。巴蜀地区道教势力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也使得巴蜀地区的佛学 ,在境界上与三吴地区始终存在着差距。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民族敕封政策

敕封政策是历代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手段,东晋南朝发展了这一政策,对民族酋领赐予王、侯等爵位,刺史、太守、县令等文职、各种杂号将军等武职。敕封政策扩大和巩固了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