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讲学与晚明理学传播——以“东林书院网络”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是理学传播较活跃的时期,书院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场域之一。晚明书院学人秉承修正儒脉的立说宗旨,思考理学传播中淑世精神的传递,通过讲会、结社等方式在书院或书院之外弘扬己说,构建传播网络,形成了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多个波及全国、影响社会深层结构的学派群体,对晚明清初学统构建和学术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锡山秦氏家族与东林书院学术渊源探究

锡山秦氏“世为东南望族,盛于明清两代,先后四百余年”。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于明清时期成为江南望族,科第联翩,子孙通显。东林书院,由北宋理学大家杨时创建,明朝后期因无锡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重兴修复,以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声名显赫,一度有“天下言正学者首东林”之赞誉。锡山秦氏与东林书院学术渊源深厚,更有4位秦氏子弟入祀东林书院道南祠。文章通过分析锡山秦氏与东林书院学术的传承和人际的交往,来加深对地方望族的了解,以及两者共同对无锡社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文旅融合视角下江苏无锡东林书院研学旅行发展路径研究

文旅融合大背景下,集文化、教育、旅行于一身的研学旅行已成为文旅发展的新引擎。东林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独具影响力的文化教育组织,拥有得天独厚的研学旅行资源。本文围绕六大主题对资源进行分类梳理,结合SWOT方法分析东林书院的发展现状,进而从融入红色文化研学、完善研学基地设施建设、推进研学旅行课程化、打造专业化研学旅行指导师队伍、创新宣传营销方式、推动跨区域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东林书院研学旅行发展路径,以供参考。

论明末实学思想对理学家文学活动的影响——以东林学派陈龙正为例

东林学派学者陈龙正在明末实学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实学特点,并对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均产生了深刻影响。陈龙正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要求提高文学的地位,以便更好地发挥文学在学术、政治和个人修养方面的现实作用。在实用原则的指导下,他通过删改等手段编纂了一系列“益世”文集。陈龙正还为“淡”赋予了超脱于审美之外的本体属性和实用价值,并主张诗歌的最大功用在于通过去除“嗜欲”的方式推动士人对“淡”的接受,以此实现学者的学术精进与社会的有效治理。

明季朋黨話語與派系格局再考——以東林、三黨爲線索

東林及其反對者均由萬曆三十年代中期反閣臣傳衣鉢與反浙黨的官僚衍生而來,辛亥京察、荆熊分袒等皆促成派系格局的分化與組合,確立起東林與反東林對立的話語模式。包括東林與三黨在内的晚明諸黨,並非政治立場協調一致的士大夫集團,而是變動的話語與身份標籤。這種流動的朋黨名目與亦虚亦實的派系結構,一方面使晚明士大夫較易變化身份以因應時局,另一方面亦促使朝廷别白派系身份、固化朋黨名目,加劇了時局的二元分化。萬曆末年有關“無黨”的討論,至崇禎年間演變爲主張崇尚實行與事功,以淡化派系界域、止息身份之爭。

论东林学派对心学狂禅的救弊及影响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风非外来影响,而是源自东林学派的流风余韵。心学至明末阳明后学而有狂禅空谈心性、游谈无根之弊,尤其是黄宗羲所指的泰州、龙溪两派,其中又以泰州为最。泰州学派倡导率性、自然,人人自许为圣人,对于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走向了极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使得这种观念风行天下,其极端者为李贽,他反对名教,喜好数术,甚至为盗贼、佞臣张目。此后受到了东林学风的扭转,东林学派强调下学上达,家国天下一体。东林学派通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以清议而影响国政、时事,有扭转风气之功。其代表顾宪成、高攀龙等兼采朱陆,对于阳明四句教进行修正,提出良知为天道,强调格物致知工夫,主张经世致用,与世为体,为明清之际经世学风转变之先河。

东林学派实学思想对清初及后世的意义

思想史与社会史密不可分,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是晚明“天崩地陷”时局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东林先贤主张“以实祛虚”,试图以“实学”平息学派纷争,回归儒学经世传统。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们总结明亡的教训,无不以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为肇始。“清初学风,尽出东林”(钱穆语),明末清初的“经世之风”始于东林,其实学思想对当代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晚明东林精神的思想、学术及文学表达

晚明时期,以东林学派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以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不屈不挠的意志、卫道济时的理念,彰显了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东林精神在思想表达上,呈现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家国为念的群己思想、以身殉道的节义思想;在学术表达上呈现为讲经以卫道、论辩以明理、酬唱以言志;在文学表达上呈现为“温柔敦厚”的道德章、“以资世用”的经世文、“彰显忠义”的节义诗。

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东林书院为例

东林书院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东林书院不仅是学术殿堂,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为了推进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文章以东林书院传统文化传播为例,探讨了传承与创新在传统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通过对东林书院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及传播方式的分析,揭示了传承与创新在传统文化传播中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以期为今后的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东林书院文化遗产成就城市独有记忆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记忆的保护和传承成为重要议题。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代表,东林书院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然而,由于岁月的洗礼,东林书院面临着老旧和需要修缮的问题。如何在保护中利用文化遗产,让城市记忆焕发新活力,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现以东林书院为例,探讨在城市记忆视域下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同时通过对东林书院的历史价值及其当前面临问题的分析,提出一系列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措施,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城市记忆保护和利用的关注,从而共同保护和传承宝贵的文化遗产。

东林学派的“新心学”建构--论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对于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学术界有不同的诠释。其中,钱穆、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回归思想自身源流,具有更好的解释力。通过对东林学派"新心学"建构过程的分析,能够将明清思想转型从"学术转向"视野推进到"哲学转向"的视野,更好地挖掘"内在理路"范式的思想潜力。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完整地展现了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思想历程。从理学义理核心--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角度揭示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厘清其源流,是探讨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晚明书院结群现象研究——东林书院网络的构成、宗旨与形成

晚明书院以东林为最著 ,而东林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孤立的书院 ,环绕在它附近有一大批书院和文会 ,从而在环太湖沿岸的吴中地区形成一个书院网络。这一网络以克服无善无恶论为其宗旨 ,以讲会为最常用的联结方式。书院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东林学派的形成过程 ,是个人治学手段泛化为群体思维方式的过程。

为学、议政与救世——晚明东林党人的议政之风及其治学精神

晚明东林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东林人士士人和官员合一的身份,讲学而议政的治学风格,既有着传统上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也反映着晚明时代的新气象,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治学、为政和救世之间的追求和立场选择。

东林学派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

被誉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东林学派于明神宗万历中期在江南崛起,它针对当时谈空说玄、虚渺迷茫学风笼罩,以“济世”、“救民”的“实念”为主旨,“不贵空谈”而“贵实用”,倡导“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因而开晚明实学高潮之端绪,并由此把实学思潮推向明清之际的鼎盛阶段。

东林书院与清初理学

明清之际,东林书院的理学脉络延绵不绝,高世泰、张夏等人重开东林讲会,修复东林书院,以程、朱理学倡导士林。东林书院作为清初江南理学传播中心,不仅是江浙、皖南理学的重要渊源,而且与北方名儒孙奇逢、李颙、刁包等交流学术,推动了清初由陆、王返归程、朱的学术潮流。清初修葺东林书院得到一些理学官僚支持。官方学者大体认同东林书院的理学传统,而忌讳其党社遗风。顺治及康熙初年,东林书院对魏裔介、熊赐履、汤斌等人的理学倾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论东林学派高攀龙与孙慎行性善论中的道教因素

东林学派站在纠正阳明后学流弊的立场上,反对性无善无恶说。东林学派的重要学者高攀龙与孙慎行都主张性善说,而援引道教中的善恶果报与忠孝成仙思想为他们性善说作补充。两人思想中的道教因素,与吴会地域的道教文化影响,以及当时的政局和残酷的政治纷争有关。

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

唐伯元一生相善于东林诸子,与岭南学人的学术交游反而不多。他选择在心学与实学之间自处。稽考唐伯元的交游个案,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唐伯元的人生历程以及深化对晚明社会的思想认识与文学研究。

从“穷搜肃谘”到“捐赀经理”:明末清初《东林书院志》编刻史考略

在南宋初以迄清初之际的五百余年时间里,以杨时无锡讲学旧址为载体的东林书院,经历了创建、重建、拆毁与复建的命运,成为明末清初东林学人“累积性”地编撰刊刻《东林书院志》的重要情愫。明末清初《东林书院志》的编纂与出版经历了从“穷搜肃谘”到“捐赀经理”的漫长过程,相继编撰出刘元珍、严瑴、高世泰和高廷珍等四稿《东林书院志》,东林学人的修志事业先后持续了一百余年。康熙初年“前明遗贤”严瑴为了《东林书院志》的撰修事业耗尽余生,所撰《东林书院志》与高世泰续志最终“合体”成为雍正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的雏体。由于明末清初特殊的政治生态,不仅《东林书院志》的修志刊刻历史曲折漫长,参与修志的大部分东林学人之生平事迹亦散佚不详,这种“文化异象”在中国古代书籍出版活动中十分罕见,反映的当是传统社会时期地方士人保存、编撰与出版地方典籍之艰难历史的一个面相。

符号的构建——沈一贯反东林形象的历史考察

沈一贯担任阁臣长达十三年之久,是后张居正时期在阁时间最长的阁臣。一般认为,沈一贯在阁期间结党营私,组成以其为中心的浙党,倾陷东林,开启了晚明党争。但在沈一贯与同僚的关系,尤其是与东林的关系实态和浙党的形成轨迹、内涵、成员等方面,史家的阐述颇多歧异。揆诸明清史籍,可知党争爆发时,沈一贯早已远离政治中心,不闻时事。因特殊时代的政治背景,舆论上特定的政治诉求,沈一贯才被冠以党魁之名,被动卷入到党争中。他是朝野相互攻讦的名号,凡是被冠之以其党羽者,皆被公论所贬斥。浙党并不是一个实体,只是一个因政治斗争而被构建的群体。此外,朝野之间、官员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处于不畅的状态,也是沈一贯反东林形象形成的重要原因。

“‘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

樊树志先生在其论著中提出了“东林非党论”的观点,李庆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东林党”最先的确是政敌对东林人士的诬称,东林人士并没有组党的意识,称之为“党”或“政治性团体”均不恰当。东林书院在实质上是学术性团体,但并不排除议论政治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其具体含义似不应用现代观念去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