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臨湘鄉里考

根據目前所見出土簡牘,東漢臨湘所轄鄉包括都鄉、小武陵鄉、桑鄉、廣成鄉、平鄉、中鄉、南鄉、南山鄉、沮(柤)鄉、潙鄉、臨潙鄉、長賴鄉、漻陽鄉、莫鄉、戴鄉,不加存疑的劇鄉,計15鄉,加上存疑的劇鄉,計16鄉。五一廣場東漢簡所見東漢臨湘縣里名暫有14個(利里、漻陽里、安成里、樂里、大里、陽里、泉陽里、匠里、逢門里、東門里、澨里、樂成里、竹遂里、御門里)。此外,東漢臨湘轄鄉南山鄉、長賴鄉、臨潙鄉在西漢時都曾是縣,很可能都與西漢臨湘縣界接壤,東漢時都改爲鄉,歸屬臨湘。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研究

长沙东牌楼所出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是有关亲属间诤田并最终达成和解的文书案卷,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时民事诉讼与和解的实态,学界在对此文书的文本解读方面颇有分歧。但从该文书的结构和内容来看,本文书应该与"列言"文书相类;原释文存疑的"娨(?)取"之"娨"字,应是"娉"字,"娉取"即"聘娶";李升的身份为"民",而非"赘婿"。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读的几个问题

通过考察认为《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的"租茤",当释作"租蒭";"筭卒"疑应释为"更卒"。汉灵帝建宁年间"绣衣御史"复置的原因,与当时荆南地区赋役沉重,"蛮人"反抗不断有直接关系。

女性连坐的社会性别分析:从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的一条律文说起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J482“公文”木牍中有“嫁为人妻减死罪一等完城旦”一语,通过比对相关史料,发现两汉在死刑减免以后的处理上有明显的差异,即由以劳役刑(徒刑)为主演变成以迁徙刑为主。此后,次于死刑的刑罚渐由劳役刑演变成流刑,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刑罚制度规范化发展的重要一步。同时,此语也体现了在女性从坐方面,已婚妇女不再以一人之身兼受生父母与夫家两方的株连,而是开始向未婚女子随生父母坐罪、出嫁妇女从夫家连坐的方向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也在法律上固化了女性对丈夫和夫家依附这一观念,标志着女性的权利不再是女性个人独立的权利,而是丈夫和夫家权利的一部分,而对女性个人权利的侵害,往往被认作是对丈夫和夫家权利的侵害。

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督盗贼”补考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一件命名为"光和六年(183年)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的法律文书,其中的"例督盗贼"实为"督盗贼",此件文书实际上是监临湘即中部督邮李永上呈督盗贼殷何实核大男李建与精张自相和从的案卷,从中可进一步了解汉代督盗贼参与调查解决民事纠纷和汉代督邮传递文书的职责。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木牍相关法律用语探析

本文就目前公布的长沙五一广场出土部分简牍所涉及的法律用语进行探讨。木牍J1③：281—5A为汉代的举劾文书，与居延新简中的“举劾书”比较接近。木牍J1③：281—5A的“不承用诏书”为罪名，指不遵守、奉行诏书。木牍J1③：325—1—140的“稽留”为犯罪，在简文中指稽留物资而影响征发。木牍J1③：169中的“强盗”在简文中意为强行抢夺，而“强盗”是否为罪名有待研究，“格杀”在简文中指罪人拒捕，捕者与罪人格斗而杀之，“谋议”指谋划犯罪，在简文中指谋杀人而未杀。

尚德街简牍医方及其方药演变探析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中有一枚"治百病通明丸"医方木牍,它是现存唯一的东汉后期医药简牍,初步反映了该时期的方药面貌和原始形态。根据医方图版,可以补正整理者的释文疏失。"通明丸"方药名称也见于传世方药文献,但是在不同时代,"通明丸"的主治与功效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既有"通明丸"自身名义变化的原因,也反映了中医方药的发展演变状况。

“合檄”試探

“合檄”之名,屢見於居延、敦煌等地所出簡牘之中,但因相關資料的匱乏,一直無法弄清其具體形制和樣式。近年刊布的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包含兩種形制比較特别的簡牘,整理者分别稱之爲“B型封檢”和“C型封檢”。B型封檢兩側向下傾斜,封泥槽居中,有間隔三道槽;C型封檢形體較大,文字書寫於槽内,部分簡字數較多,書寫規整,有完整内容。二者顯現出一種組合關係,即可用契合的方式進行封蓋。雖然在這批簡牘中没有找到二者能够完全契合的實物,但根據簡影圖版、簡文内容、封檢形制、封檢書寫格式以及實物檢測等方面來看,這種所謂契合式的封檢形制,很可能是“合檄”的形制和樣式之一。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李建与精张诤田案”中“石”的再解释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有一件灵帝光和六年(183)"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但是我们注意到,案中涉及的财产标的田产都是以"石"为单位的,其含义为何?本文通过考索,认为田一石相当于旧制六亩三分,为一计算产量单位。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与商业问题探讨

长沙尚德街出土一批东汉简牍,数量两百余枚,其中,涉及账簿记录的简牍二十余枚,这批账簿为东汉时期官厅会计记账,具有明细分类、结账标识、货币交易和实物计量的记账特征。账簿记录的商品交易品种五十余种,反映了东汉中晚期活跃的商品交易和繁荣的货币经济特征。

东汉官文书文字所见古文字形体研究——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调查对象

文章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样本,穷尽性地调查了其中古文字形体的分布状况,对样本材料中隶古定字的历史来源进行追溯。样本材料所见含有古文字因素的构件可分为半篆半隶构件与隶古定构件,均以表义构件为主,除少数构件表现出较强的参构能力外,其余古文构件参构能力都较弱,古文构件参构字形占异体字样总数的13.7%。古文构件与古文形体只是大致相合,不存在严格对应性隶定形体,且总体朝解体方向发展,此过程中会造成点画增繁的异写字与换用构件的异构字。与同时期的东汉碑隶相比,手写简牍文字残留的古文形体更少,是更成熟的今文字,更能代表东汉时期人们真实自然的书写状态。

浅议长沙东牌楼东汉简书法墨迹中早期楷书艺术价值

湖南长沙是我国重要的汉简牍发现地之一,于2004年长沙东牌楼七号古井中挖掘出的一批东汉末简牍尤为引人注目。这批简牍墨迹五体皆全,其中早期楷书墨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大亮点,为追溯楷书的起源、形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对当今楷书书法艺术的创作发展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本事”签牌考索

出土简牍中多有以"本事"题名的签牌,在传世文献中,"本事"有"原事"即事件基本事实的含义,而出土资料中的"本事"则多指代公文,指经认定的可以存档或据以进行后续工作的可靠材料。这类"本事"可能只包括能反映事件基本事实的文件,而并不包括运转过程中各级机构附加的命令和批文。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象人”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象人",或作"像人""豫人",指的就是标注受害者创伤位置和程度的木俑(如J1③:218号)。这类木俑应属首次发现。从简文记载来看,在当时,"爰书"中有对受害者伤势的详细记录,并遵循一定准则,连同"象人"一并上报,即简文所谓"象人、爰书一椟",更为直观,是给伤人者量刑的重要依据。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若干經濟史料初探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第一次揭示了東漢和帝時期仍然執行“度田”政策的歷史真相,它不僅使我們首次清晰地了解到東漢以“鄉别治掾”爲首的“力田”“長爵”和“小史”的基層“度田”組織,而且還透露了和帝時期“鄉吏”解决“度田”糾紛的具體辦法。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還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和帝永元十五年雇傭民力水路轉輸軍糧的嚴密管理體系,而且先秦兩漢時期的傳世文獻及出土簡牘未見記載之“船師”史料也得以披露,這些材料不但填補了東漢軍事史研究的史料空白,而且爲我們正確認識吴簡中“船師”的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證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批簡牘還出現了具有明確紀年的有關債務糾紛的材料,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東漢債務糾紛處理辦法的認識。

“君教”文书与东汉县廷治狱制度考论——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说起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包括大量的狱治文书。缀合之后,简2010CWJ1③:201-2+2010 CWJ1③:261-18为“君教”类文书,记载了临湘县阳马亭长种杀官一事,简2010CWJ1①:110为一枚木两行,内容同样事涉该案。两处释文呈现了阳马亭长种杀官一事的前后案情。从文书行政过程来看,两份文书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环节。在这一治狱过程中,临湘县贼曹、狱的职能既有相通之处,亦有所差异。东汉时期,县廷诸曹功能逐渐突显,在这一趋势下,贼曹部分分割狱的治狱功能,在县廷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狱逐渐以议罪、收监为主要职能,且只有在临时派遣时参与案件的调查活动。临湘县这一治狱制度的变化是地方诉讼制度变化的一个方面,与汉魏时期地方制度的变革也有密切联系。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研究

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已公布简文中,共有量词50个,其中以物量词为主。这些量词既有以往文献中已见的成员,也有新出现的成员,有些量词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数量结构来看,“名+数+量”结构仍然占据主流,其他结构类型也有散见的用例。《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的使用情况,既可以为汉语史的断代研究提供材料,又可以为相关词典的修订提供参考。

再读敦煌研究院所藏汉简

敦煌研究院所藏1920年民国驻军周炳南在玉门关附近所得汉简17枚,虽然多有残断,但纪年清晰。从纪年简和书体特色看,属于东汉后期之物。将过去河西出土汉简记载的历史拉长了近半个世纪。当时的敦煌和西域的情势息息相关,17枚汉简记载的内容应与元嘉年间河西和西域的动荡有直接关系,是研究东汉后期朝廷与西域关系的重要资料。

踵事增华 导夫先路——读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

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是首部系统整理研究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专著,通过册书复原与研究,为学界提供了11份内容比较完整、考证精细的东汉诉讼文书,作出了经验示范,代表了井窖简册书复原研究的最新进展,丰富了简牍文书学理论和方法。

試析幾枚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五一廣場是戰國以來長沙城的中心地帶,此間出土的東漢簡牘,應當是漢代長沙郡、長沙國、臨湘縣的官署所留下的官府文書。其内容頗多反映外郡人口往來長沙郡臨湘縣的活動情况。《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例108(CWJ1③:325-1-55木兩行)及例135(CWJ1③:142木兩行)涉及蒼梧郡和零陵郡泉陵縣的商業活動,婦女婚嫁和家産争奪,以及蒼梧郡、零陵郡泉陵縣與長沙郡臨湘縣的水路交通等問題,期間人口流徙,頗有基於婚姻與商業行爲的推動。另一例爲簡692(CWJ1③:263—42木兩行)及簡619(CWJ1③:261—105木兩行)兩枚兩行,内容反映桂陽、會稽、下邳和交阯等郡人口在臨湘作客和謀生的情况,期間發生“孟,負伯錢”的債務糾紛;長沙存在著大量流動人口,由於貨物集散,客商特别多,支援運輸的人口也不少,此兩枚兩行就提及船運的“船師”和以“月直”生活的運輸人口“車卒”。例28(CWJ1③:315A和B)、例29(CWJ1③:314木兩行)及例30(CWJ1③:313木兩行)反映濟陰郡成武縣來的髡鉗刑徒有一百六十八人在長沙郡臨湘縣的勞作,服役期滿,郡府“致書計校”,安排返程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