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撰《张氏通波阡表》不同文本的差异及其成因探析——兼论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贡献

元末知名文士杨维桢的《张氏通波阡表》尚保存着墨迹(中间有阙文),是其书法的代表作。同时,在《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和正德《松江府志》中均录有《张氏通波阡表》的文字。《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本文字和墨迹本十分接近,而与正德《松江府志》本差异较大。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在于《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是根据墨迹过录的(过录过程中还带来不少错字),正德《松江府志》根据的是石刻,而石刻则改正了墨迹中颇多错误(特别是张氏的家族世系),有可能墨迹系初稿,石刻根据定稿。《张氏通波阡表》的例子,也显示了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独到价值。

明代《松江府志》所见农文的整理与考察

现存明代《松江府志》包括了《正德志》、《崇祯志》及其增修本,其中存有大量与农业相关的农文值得整理。《正德志》中共有农文41篇,《崇祯志》及其增修本中则激增到了176篇。考察两志所录农文的"变"与"不变",会发现农文的著录不仅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松江社会的状况,更反映了地方志中的一种或可称之为"王朝农学"的关注。

上海出现于五代?——对崇祯《松江府志》一条史料的考辨

引用文献原文对正文加以说明,是崇祯《松江府志》编修的一大特点。然而,经考辨,该志中一条《吴越备史》的引文并非原文,而应是志书编修者对当时历史的综合评论,且是一个失误的评论。总之,上海、上海镇在五代时期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94卷本崇祯《松江府志》小考

94卷本崇祯《松江府志》,为明崇祯年间松江地区所纂两部府志之一,目前仅知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残本。通过与学界较为熟知的58卷本崇祯《松江府志》的比较,可知94卷本早出,为陈继儒所纂修;58卷本后出,为俞廷谔所删改。此前通行的58卷本早出的说法并不准确。尽管94卷本存在着内容泛滥、编次失当、文字讹误等问题,但其内容比58卷本丰富很多,且反映了陈继儒初纂府志的面貌,值得深入研究。

董其昌佚文二则考释兼论曹文衡巡抚江南政绩

崇祯年间方岳贡修、陈继儒纂的《松江府志》中载有董其昌所作的《重修松江府志序》,康熙年间平鄗鼎所纂修的《唐县志》中载有署名董其昌的《大中丞曹公生祠碑》。董其昌诗文集《容台集》未载这两篇文章,严文儒、尹军所编的《董其昌全集》对董其昌著述的汇集最为完整,也未载。考董其昌交游、生平及两篇文章内容,二文为董其昌佚文无疑。《大中丞曹公生祠碑》中的主人公曹文衡曾任江南巡抚,在任上政绩显著,为稳定明末江南局势做出过一定贡献。

松江南埭张氏宅

松江府城西之南埭,位于今岳阳街道市河南侧、蒋泾西侧、黄墙港(毛竹港)东侧区域,北接秀塘桥、西连秀南桥,隔市河与秀野桥相望。2008年11月14日,松江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人员在秀塘桥南堍蒋泾西街33号发现了一处古代宅第建筑。据当时居住在内的高龄老人回忆,这处古宅属于张家。虽尚存前厅、正厅及宅楼,但建筑已残破,周边环境脏乱不堪。为配合该区域的动迁工作,松江区文广局委托上海创物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对其进行详细测绘。2010、2011年,在松江区规土局的支持下,将其前厅、宅楼落架迁移至秀塘桥和秀南桥之间的市河南岸处,成为三秀风貌一景。

1542—2001年青浦县界变迁

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明清时期县界变迁的复原仍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此期的各种其他相关的专题资料比较多,其空间格局的表现又赖于表达专题资料统计空间的行政界线。在国际合作项目CHGIS研究中,也曾尝试复原县界的工作。但目前看来,已有的实践,以及其他研究成果或图集中,

汉、晋“华亭”初探

追溯古代上海地区的行政建置,必然会涉及到"华亭"。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地名,"华亭"最早出现在《三国志》中。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封陆逊为华亭侯,后又因功进封为娄侯、江陵侯。娄为吴郡辖县,江陵为南郡郡治所在县。按照《续汉书·百官志》,东汉列侯分县、乡、亭三等的记载和陆逊进封的次序可知。

宋代吴淞江两岸大浦考

宋代的太湖流域,三江水系已遭破坏,东江、娄江先后湮塞,吴淞江(松江)成为太湖的主要泄水河道。吴淞江两岸塘浦密布,水网化已经形成。今人关于太湖水系变迁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在三江(东江、松江、娄江)、吴淞江、黄浦江等主要河道的变迁过程方面。对于吴淞江两岸塘浦的研究,管见所及,只有祝鹏的《上海市沿革地理》

中国历代藏书家资料辑要(四)

周厚堉(—1775—):字仲育,娄县人。《松江府志》:“厚堉字仲育,娄县人。其先世与赵松堂诸名人交。富藏书。四库开馆进书数百种。”严长明(1731—1787):字道甫,江宁人。

亭林宝云寺碑刻考略

施蛰存先生《宝云寺碑刻》一文,录亭林宝云寺碑目,计十种,以为"辑宝云寺碑文为—卷"之准备,只是"犹有所待,逡巡未成"。而今先生已去,不知道《云间碑录》手稿中是否遗有此卷。施文赞叹"(松郡梵宇碑刻以)亭林宝云寺为多",值得我邑人骄傲,但同时,诸碑几乎湮灭殆尽,也不免令人痛心沉思。我今勉力搜索,欲集齐宝云寺碑文以慰嗜古之心,而力有未逮之处,也只能逡巡以待了。施文所录十条碑目,"已有全文"者四,"全文未见"者六,经查找,获见全文八篇,一条重复,一条存疑。现抄录施文碑目。

宋代华亭县城的城区范围——兼谈南宋华亭县市

松江,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有着一千二百多年的深厚底蕴。从唐、宋华亭县城开始,直到元、明、清松江府城,其连绵不绝的历史脉络和卓越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得如今上海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任何一座古城镇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元、明、清的松江府城。

《富林十景》释文与史料——附广富林风物诗

《富林十景》作者陆润玉(1401-1462),号梦庵,本名德蕴,华亭县广富林人。史书称他"博学好古,不妄言动,工于吟咏"。清初,《列朝诗集小传》又称他"陆布衣德蕴",意思是一位"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广富林小史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遗址从发现到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其间,考古专家多次进行了挖掘与勘察。最新发掘成果证明:"广富林遗存是环太湖地区一个新的发现,其主体是来自黄河流域的外来文化。"(1)这一结论的重大意义在于上海的移民文化,起源于距今4000年前的"广富林文化"。

明代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

在封建社会,尤其封建社会的末期,城市的发展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明代正处在这样的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因而城市的发展也必然会遵循着我国的特殊规律。如果没有外因的干扰,也一定会发展得很快,因此,研究其特殊的规律性,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

汪柱的里籍及居地之再探索——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礼记之二十二

汪柱,字石坡,号铁林,著《梦里缘》、《诗扇记》传奇,合称《砥石斋二种曲》,今存乾隆刻本,并附刻了他的杂剧六种.汪柱为乾隆间重要曲家之一.然而他的里籍,却是一个至今没有真正弄清楚的问题.由于汪柱的诗文集今未见,《砥石斋二种曲》的传本亦极少见,所以对于他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本文着重探索汪柱的里籍及居地,希望能有所釐正.一.今人的著录汪柱的戏曲作品,不见于清人戏曲书录;今人的著录,可以举出以下五家.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汪柱小传云其“江苏松江人,原籍徽邑.”

一幅画背后的大明风雅

《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叶康宁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版,平装32无242页,定价30元。康宁的《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以下简称《风雅之好》）梓行面世了,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明代世风大抵以成化为分水,前期崇尚敦厚俭朴,后期趋向浮靡奢侈,正如《松江府志》说：“成化以来,渐侈靡,近岁益甚。”成化年间开始,“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明代后期有点像南宋,虽内有忧患,外有强敌,但整个社会却呈现出一种文化繁荣和市场昌盛的景象。

明清上海地区棉花及棉布产量估计

明清上海地区棉花及棉布产量估计侯杨方何泉达先生在《明代松江地区棉产研究》（载《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４期）中认为①：“明代松江地区”（何文指今上海市行政辖区）的棉花种植面积绝对不超过耕地面积的５０％，更精确地讲，只有１４０．３万亩，占耕地面积的２２...

唐宋元初上海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救助

随着唐代太湖东部地区的开发,其人口得以较快增长。大约开元时期,今上海地区修筑了捍海塘,使人们的活动面积扩大,捍海塘内的区域很快成为农田,经济渐渐发展。天宝十年(751),唐政府设立了华亭县,希望对太湖东部地区能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华亭县是上海地区第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在上海古代历史上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至两宋时期,华亭县隶属秀州,人们的活动不断向东扩展,农业生产的区域越来越宽广,经济活动频繁,商品经济活跃,四方商人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