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观极性程度构式“X到炸裂”

“X到炸裂”是近年来在网络上流行的主观极性程度表达构式,表达说话人对所述对象“X”的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极性程度作出的主观感受或评价。“X到炸裂”中变项“X”为性质形容词、动作动词以及状态动词。该构式可以单独成句,也可在句中充当谓语、定语、宾语。构式“X到炸裂”是在语言中已有的典型极性程度格式“X到Y”的强势影响和“炸裂”一词的隐喻、转喻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其流行动因是人们主观极性程度表达的需要、求新求异心理的催动以及网络传播媒介的影响。

“最”类极性程度副词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选取四个最典型的极性程度副词"最、顶、极、至",着力从历时角度来勾勒它们的虚化过程,从而理清极性程度副词语法化的脉络。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极性程度副词语法化的一般机制,同时也为分析极性程度副词之间的内部差异奠定基础。通过分析两组极性程度副词的语法化过程,可以推知,极性程度副词的来源不外乎是名词和动词,极性程度副词"最1"和"至"是来源于动词,"顶1"和"极"则来源于名词。在虚化机制上,极性程度副词一般都是在"泛化"、"隐喻"以及"相邻句位"等的作用下形成的。在完全演化为程度副词之后,它们的语法化并未就此停滞,而是一直在继续进行,表现为语素化、主观化、可补化和双音化。

极性程度构式“A到没朋友”研究

新兴构式"A到没朋友"表示说话者认为主体的某个性状达到了极高程度,具有夸张、强调的表达效果。目前学界对该构式的构成成分的性质、具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影响构式义凸显的因素等尚缺乏深入的认识。研究发现,构式中的A主要为性质形容词,但部分动词、名词经过构式压制也能占据A的位置。影响构式义凸显的因素主要有主体的生命度和形容词的主观评价义,表现为主体的生命度越低,或者形容词的主观评价义越正面、积极、肯定,构式义越凸显。"A到没朋友"从实义短语发展为极性程度构式,经历了类推泛化的过程,其中隐喻的认知机制和陌生化的修辞表达是重要动因。此外,该构式的流行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

框式结构的生成与语义、语用特点——以强调极性程度的“要多X有多X”为例

"要多X有多X"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种框式结构,它由两个不变项和一个可变项组成,语义上强调了一种极性程度,这一语义的来源是基于隐喻的引申,即从"数量大"映射到"程度高"。可变项X在语法类别上以形容词为主,其次是描述性特征强的名词和少数几个心理动词,在形式类别上以肯定形式为主,否定形式数量极少。"要多X有多X"格式在更大的句法片段中倾向于充当谓语、定语,做补语以及独立做小句数量相对较少。在语用上,其满足了人们多层次的表达需求,同时也把抽象的程度跟听/读者的个人体验结合起来。

极性程度补语的语法化及其启示

文章探讨了极性程度补语语法化的特征,找寻为何不同的词汇最后会有相同的用法,即什么样的实词容易虚化成极性程度补语。极性程度补语的特征决定了其应用的广泛性,极性程度补语的语法化过程决定了其使用的复杂性、灵活性。

新邵湘语的极性程度助词“不过”

新邵湘语的极性程度助词"不过"可用在程度词及其短语后表示程度深,也可用在一些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非程度词及其短语后强调高程度,形成的"VP不过"主要有意愿类和单纯强调类。近代汉语中也有"不过"作程度补语的现象。新邵话助词"不过"说明湘语中存在形容词、动词及其短语直接后附程度标记的现象,且是唯后置型程度标记。

网络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爆”探析

本文从语法、语义和语用角度探析网络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爆"。语法方面,探析是否能接宾语、是否必须和"了"同现。在语义和语用方面,本文认为"爆"作为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有三个特点:所能组合的动词和形容词在语义上不确定;所能接的动词和形容词在感情色彩方面包括褒义、中性和贬义;具有网络语言的一般特点。

极性程度义“掉渣”的功能、搭配与成因

述宾短语"掉渣"语义虚化后,演化为一个表达极性程度义的准副词。副词化的"掉渣"在句法功能上具有唯补性,语义搭配上多选择和单音节消极义的性质形容词组配,其虚化机制是转喻模式。形容词性质的"掉渣"是另一个语法化方向的结果,与极性程度义的"掉渣"并无承继关系。

网络语言中极性程度补语“翻”的多维考察

"翻"为使用频率较高的动词,在句子中通常可充当谓语或结果补语,表动作或动作所致结果。但在近年来的网络语言中,"翻"出现了极性程度补语用法,且使用广泛,在句法方面,可组成"X翻(了)"格式,其中"翻"不能单说单用,而要紧跟中心语(性质形容词或动词)之后,多与"了"共现,具有较强的组合能力;在语义上,"翻"指向中心语,意义已虚化,表示程度达到极限;从语用功能角度而言,"翻"能充分表达说话者主观情感,增强语言表现力。其形成原因则是词义的隐喻引申、语言使用者的求异心理以及网络语言环境三者的共同作用。

现代汉语极性程度补语及其教学

汉语的极性程度动补结构是一个具有强大滋生力的结构,不仅谓语类型丰富,极性程度补语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通过搜集目前现代汉语中的极性程度补语,进行原词共性的分析,探索究竟什么样的词最容易虚化成极性程度补语。采用义素分析理论与语义场理论进行分析,观察具有特殊义素、属于特定语义场的词汇是否容易衍生出极性程度补语的用法。找出极性程度补语的原词共性,继而提出汉语极性程度补语的教学策略。语义场理论搭配语法化规则的教学方式可以让汉语学习者有效学习现代汉语的程度补语。

含极性程度义的“(V)杀”、“(V)煞”和“(V)死”差异研究

在现代汉语中,"杀"、"煞"与"死"都可以用在动词性词语后表极性程度义,三者所在结构"V～"在句法、语义、语用上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句法分布、带宾情况以及语体的差异。本文主要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三者的差别,并试图从三者历时发展变化的分析中得到解释。

略探主观极性程度构式“X到变形”

近些年,“X到变形”这一新兴主观极性程度的表达方式出现在各大网络平台中,该表达式使用频率较高,深受年轻一代的青睐。文章试图从句法、语义、语用及形成的社会因素来分析讨论表达式“X到变形”。

极性程度义构式“X+(到)+爆表”探究

构式"X+(到)+爆表"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网络用语,表达的是言者对某一种状态(形态)的程度描述已经超出某个范围的量度评价,属极性程度义构式。在该构式中,常量"爆表"语义发生演变并已词汇化,变量"X"由于受到常量及构式本身的影响,呈现出主观程度性和评价性的语义特征。构式"X+(到)+爆表"的形成归因于言者的主观量评价、程度义凸显和语用心理三种因素共同作用。

新兴极性程度构式“X得(的)不要不要的”探析

"X得(的)不要不要的"主要用来描述某种性状发生的极性程度,且表示的极性程度等级较高。当说话人运用该表达时,包含着自己的主观情感。通过考察发现,能够进入该构式的X通常为谓词性的成分,占90%左右。女性为了表达自己的示弱情感经常使用该表达。至于该构式的形成则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原因主要是言说者想要突出自我情感的强烈诉求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内部原因主要是韵律制约和模因论的作用。

极性程度补语“死”的来源与“死+N”结构的分析

“死”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典型的自动词,可以出现在连动结构“V死”中,六朝时连动结构“V死”发展为述补结构“V死O”,自动词“死”产生了结果补语的用法,而后经历了语法化的过程,结果补语虚化为极性程度补语。在此基础上功能泛化,衍生出程度副词的用法。“死+N”结构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可以分为“死水”类和“死敌”类两个类别,前者是现代汉语中能产的词法模式,而后者是词汇化的产物,应归入词库的范畴。

浙江兰溪方言“死人”作极性程度副词用法分析

在兰溪方言中,有一个频繁使用而比较特殊的语言现象:用"死人""死""棺材"等詈词来作极性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动词,甚至能修饰名词,表示"非常""很""极度"的意义。其中,"死人"一词做极性程度副词使用频率最高,是一个极富使用活力的副词,除了修饰形容词、动词和名词外,还能在谓词性短语中代替整个谓词性短语,而不出现谓语中心词。

山西大同方言极性程度补语“痛”的语法特征

大同方言属中原官话大包片。大同方言中“痛”多用于表示程度义,强调性状或动作行为的程度特别高。表达程度义时,单用“痛”不能做状语,只能作补语,构成“X痛了”结构,“X”主要包括形容词和动作动词。该用法与普通话的极性程度补语“透”类似,但又有差异。

新兴极性程度构式“X到模糊”用法探微

近两年,"X到模糊"这一新兴极性程度构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该构式最初源于网络上的一张照片,随后流行起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半填充式构式。对"X到模糊"的构成成分进行分析,并阐释生成动因。人们在使用"X到模糊"这一构式时,往往会搭配相应的表情包,类似这样表情包的使用,揭示出如今人们交流趋于图像化的趋势。

极性程度义“不要太XP”的构式化与话语功能——兼及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路径构拟

极性程度义“不要太XP”源于吴语方言“勿要忒X”,逐步构式化为表示正面认知效果“XP到了极点”的习语。其构式化的动因主要是主观化和语用推理,机制主要是重新分析和语境吸收。从基于元语否定义的劝诫功能到基于冗余否定义的极性程度感叹功能的转变,最终促成了“不要太XP”由表否定义的语法构式发展为表极性程度义的修辞构式。在语篇中,“不要太XP”具有一定的情感表达功能与评价性的标记语功能。

论极性程度构式“X得不行”与“X得不要不要的”

构式“X得不行”与新兴构式“X得不要不要的”都表示主观极性义。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出发,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在句法和语义方面相似:中心词X都可以是形容词、动词和名词,构式在句中都可以作谓语和定语,都可以作分句,也都可以用在几种特殊句式中,都可以表达积极和消极的意义,也可以仅表无感情色彩的极性义。语用方面稍有不同,前者多于出版读物而后者更常见于网络新媒体。从而说明“新兴构式‘X得不要不要的’是由构式‘X得不行’发展而来”这一观点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