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碳市场与煤炭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二元和整体分析框架

随着我国区域性碳市场的不断发展,其与传统能源市场的风险关系备受关注。基于二元和整体分析框架,分别使用GJR-ADCC-ΔCoVaR模型和TVP-VAR-DY模型对我国区域性碳市场与煤炭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区域性碳市场与煤炭市场间极端风险的双向溢出大小和关系存在差异;现阶段“区域性碳市场-煤炭市场”系统极端风险的总溢出水平较低;深圳碳市场是系统中极端风险的主要净溢出方,而广东碳市场是系统中的主要净接收方;系统整体极端风险的溢出趋势呈周期性变化,不同区域性碳市场与煤炭市场间的净配对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因此,系统研究我国碳市场与煤炭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有助于协调区域性碳市场与煤炭市场的稳步发展,完善新兴金融市场与传统市场的宏观审慎调控机制。

疫情背景下物流企业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研究——以顺丰控股和圆通速递为例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国内许多工厂暂时关闭,铁路、公路、水路、民航运输也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给物流企业带来了空前的影响。文章使用R软件并基于DCC-GARCH-CoVar模型,选用了疫情爆发以来顺丰控股和圆通速递的股价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二者之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得出结论:顺丰控股对于圆通速递的风险传染程度更高,顺丰控股对市场的风险传染速度相对较快,并具体分析风险溢出原因。

在岸离岸人民币利率极端风险溢出研究

本文采用递归MVMQ-CAViaR模型,对境内外人民币利率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境内外人民币利率存在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短期品种表现出显著的双向极端风险溢出,而长期品种以在岸利率对离岸利率单向极端风险溢出为主。在极端风险层面,在岸市场仍然处于利率信息的中心地位,且暂时没有旁落离岸市场的担忧。一旦离岸人民币利率发生极端变动,中央银行会及时进行干预并引导市场参与者预期,降低在岸利率未来的极端风险水平;但面对小的离岸市场冲击,中央银行更倾向于让在岸利率进行自我调节,离岸冲击会提高在岸利率未来的极端风险水平。本文构建的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有助于金融监管部门对离岸利率极端风险进行动态、精确地管理。

基于美德经验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GARCH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方法,从分析极端风险溢出机理出发,实证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金银市场对德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发现标准普尔500指数对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日收率不仅存在极端风险溢出效应,且在金融危机前后的三个时期都存在风险溢出效应;而美国13周国债指数日收益率对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日收益率在金融危机前后的三个时期都不存在风险溢出效应;费城金银指数的日收益率只在金融危机时期对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日收益率产生风险溢出效应,即仅存在极端风险溢出效应。

公司债券与股票间极端风险溢出研究--基于分位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

公司债券与股票是公司融资的重要手段,两者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备受关注。从微观层面出发,利用2010-2019年126家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分位GARCH模型度量公司债券与股票极端风险,在此基础上运用分位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考察两者间极端风险溢出。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债券的极端风险整体上低于股票的极端风险;公司债券与股票共同受公司价值影响,两者间存在显著的极端风险溢出;公司债券与股票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具有非对称性,即公司债券对股票的极端风险溢出强度高于股票对公司债券的极端风险溢出强度;股灾的爆发对上市公司经营环境产生了冲击,使公司债券与股票的极端风险增大,两者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强度随之增大。

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汇率极端风险溢出研究

本文采用联合非对称MVMQ-CAViaR模型,对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的极端风险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溢出水平有限,且离岸人民币对在岸人民币的溢出更加明显;利空消息冲击比利好消息冲击引起的人民币外汇市场下挫力度更强,联合冲击会加剧市场波动;“8.11汇改”提高了两个市场极端风险的溢出水平,且汇改之后,两个市场人民币的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都明显增加。因此,货币当局要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提高在岸人民币对离岸人民币的影响力,同时应特别警惕离岸与在岸人民币的联合效应,防范人民币的断崖式贬值。

国际碳市场、原油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TVP-VAR-DY模型

本文基于前沿的TVP-VAR-DY模型,将国际碳市场、原油市场与股票市场的上下行风险纳入整体,实证分析了各市场间极端风险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票市场的上行风险是系统中主要的净溢出方,而碳市场的下行风险是系统中主要的净接收方;系统整体极端风险的总溢出水平会受极端事件的冲击而放大,同时不同市场极端风险的方向性溢出效应对不同极端事件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原油市场上下行风险的溢出效应较为对称,而其他市场则是以上行风险的溢出效应为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多方主体提供了参考,也对我国碳市场的平稳发展提出了建议。

中美大豆期货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国际粮食期货市场之间的风险传递效应是防范输入型国际粮食风险研究的重点所在,尤其是极端情况下两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应用VMD-GARCH-Copula-CoVaR模型对中美大豆期货市场间长短期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极端风险溢出效应,且美国大豆期货市场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极端风险溢出效应更强。其次,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与美国大豆期货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存在显著的不对性,尤其是中美大豆期货市场之间的极端风险溢出的长短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应重点关注中美大豆期货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的长期效应。最后,我国农产品政策影响美国大豆期货市场极端风险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溢出,对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溢出效应在大豆补贴市场化改革之后明显增强。

中国金融体系内极端风险溢出关系研究

基于极端风险溢出视角,本文将银行、证券、保险和多元金融四类金融机构以及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四个金融市场纳入整个金融体系,并借鉴White等(2015)构建的MVMQ-CAViaR模型,刻画了2008—2019年第一季度金融板块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体系总体风险溢出水平不高,金融机构与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存在非对称相依性,其中金融机构是重要的风险溢出者,而金融市场是重要的风险接受者,但2013年“钱荒”等极端风险事件会造成金融体系内风险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反转。本文还发现金融机构间的风险溢出对市场向机构的风险溢出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反之没有类似的效果。不同金融板块在极端风险溢出关联网络中的地位也存在差异性,其中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是重要的极端风险双向传导者,发挥着“风险放大器”的作用,而银行是金融体系中重要的极端风险溢出者,股票市场是重要的极端风险接受者。

中国金融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的监测预警研究——基于MVMQ-CAViaR方法的实现

为有效监测与预警中国金融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的方向与程度,本文基于MVMQ-CAViaR方法,结合中国2013—2017年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相关数据,分析各金融市场间的极端风险传递过程。实证结果显示,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对银行间市场产生显著的单向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而银行间市场对另外两个市场无极端风险传递效果,这表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极端风险向银行间市场的传递过程具有不可逆性。从风险传递的强度来看,债券市场对股票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更加显著。因此,决策部门应重点关注债券市场的极端风险水平变化,缓释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对银行间市场的极端风险冲击,以有效防范和化解不同金融市场间极端风险的传染与暴露。

基于TVP-VAR对我国金融市场极端风险的研究

文章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频率连通性模型(TVP-VAR),研究了极端事件对我国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我国股市是主要的净风险接受者,与内地股市相比,香港股市在金融危机中呈现出较高的波动风险;极端事件发生后,短期内我国各金融市场间的不对称风险溢出更加明显。文章旨在通过研究极端事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为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参考。

境内外人民币外汇市场极端风险溢出研究

本文构建了人民币外汇市场MVMQ-CAVia R模型,首次对境内外人民币外汇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MVMQ-CAVia R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极端风险暴露情况。即期价格中,两个市场间存在双向极端风险溢出,且在岸市场对离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强。远期价格中,只存在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显著的单向极端风险溢出。研究发现,离岸市场极端风险的历史信息可以用来预测在岸市场未来的极端风险情况。我国未来外汇市场改革应从加强汇率预期管理、提高在岸离岸市场互联互通程度等方面着手进行,同时还需防范离岸市场极端风险对在岸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

经济开放度、短期资本流动与跨市场极端风险溢出

极端风险在国际市场间的溢出会对一国的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本文通过Copula-CoVaR模型度量了三大国际市场极端风险条件下我国资本市场及各行业的跨市场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并利用TVP-VAR模型分析了经济开放度、短期资本流动与跨市场极端风险溢出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全球股票市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正向溢出效应最大,金融业受三大国际市场的风险溢出最强,房地产业和电信服务业分别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溢出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短期资本流动和跨市场极端风险溢出在短期内受到的冲击较强,并在长期内逐渐减弱。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完善跨市场极端风险防控体系以及针对不同行业制定精准化的金融风险监管策略提供依据。

我国EPU指数对金融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

本文基于时变Copula模型度量了四类广义CoVaR以探究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并利用KS拔靴检验法对极端风险溢出的显著性及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EPU指数的增加会显著加剧股票市场下行风险、侵蚀股市上行空间,同时会导致货币市场流动性趋紧并加深商品期货价格下跌幅度;反之,EPU指数的减小不仅有助于减缓股票市场下跌、打开其上涨空间,也有助于增加货币市场流动性、刺激商品期货价格上行。研究还发现我国EPU指数对金融市场的极端风险溢出呈现非对称性,表现为EPU指数增加会导致货币市场流动性降低、股价下跌、商品价格下跌、汇率贬值的程度要显著高于EPU指数减小时对各金融子市场的反向作用。

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极端风险溢出研究

本文对在岸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同地区跨品种、同品种跨地区和跨地区跨品种三种情形下各市场间均存在极端风险双向溢出效应,且在岸对离岸的极端风险溢出高于反方向溢出,即期对远期的极端风险溢出大于后者对前者的溢出。此外,各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时变性,随汇率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增强,尤其在"811汇改"后,极端风险溢出水平显著提高。

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和机理分析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各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导致当今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增强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国家组群行为、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贸易关联溢出、金融关联溢出和非实质性关联溢出是极端金融风险最主要的三种溢出形式。关于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对我国预防与控制极端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美金融市场极端风险溢出研究--基于MVMQ-CAViaR模型视角

以中美股票指数、债券指数和利率变动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多分位数条件自回归在险值模型,以多元多分位数条件自回归在险值为基础测度不同市态期间极端风险的溢出程度及溢出方向。同时使用分位数脉冲响应函数考察了不同金融市场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中美金融市场间整体呈双向溢出效应。股市危机前,股票和利率市场仅存在单向溢出,债券市场不存在溢出效应。股市危机期间股票市场存在双向溢出,债券市场存在单向溢出。此外,相较于美国,中国金融市场从极端风险冲击中恢复更为缓慢。在金融开放的趋势下,我国金融市场要实现稳健发展,必须加快推出更加合理的避险产品和投资工具,以供投资者有效分散来自境外的极端金融风险。

基于MVMQ-CAViaR模型的在岸离岸股指期货极端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递归MVMQ-CAViaR模型,对在岸与离岸股指期货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表现上,无论是前期冲击还是极端风险,在岸对离岸股指期货的影响强度更大,离岸股指期货显著影响在岸股指期货的频次更高。不同品种期货关系表现为:富时中国A50与中证500间存在双向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富时中国A50对沪深300、中证500对恒生H股指数以及恒生H股指数对上证50存在极端风险溢出效应。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极端金融风险溢出与短期资本流动

基于全球主要经济体2005~2017年的季度数据,利用MVMQ-CAViaR方法对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面板门槛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水平较低时,国内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强,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出影响有限;一国主权债务风险与宏观杠杆率的提升在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水平的作用下会导致短期资本流出。基于此,政府在面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应主动降低主权债务规模和宏观杠杆率水平,提升本国金融市场抗外部风险能力,以有效防范全球经济动荡所导致的短期资本快速流出。

房地产业与银行业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均是资金密集型行业,风险管理是其健康发展的基石。在分析房地产业与银行业风险溢出机制基础上,采用GARCH-EVT模型、VaR-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研究我国房地产业与银行业间风险溢出效应,并基于条件风险价值CoVaR方法测度风险溢出强度。研究发现:a=5%显著水平下,房地产业与银行业之间存在双向的风险溢出效应;房地产业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强度略强于银行业对房地产业的风险溢出强度,前者为36.73%,后者为3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