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域的聚众性犯罪形态

信息域的聚众性犯罪由于发生在信息域这一特定领域中,其在构成要件和基本属性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传统聚众犯的鲜明特征:因而从信息域聚众犯的定义入手,围绕信息聚众犯的基本特征和倡议犯的法律定位等两个问题,深入地探讨信息聚众犯罪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它与传统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某些规定的内在冲突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分野及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与刑事立法界限混淆的反思

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与行政违法行为构成要件之间存在着大量类型上的重合,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实体法上的界限混淆,导致实践中以行政罚代替刑罚的现象频繁发生,刑法上大量的行政犯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得到有效适用。以德国法为对照,对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区别进行比较法学上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根据法益的类型与法益侵犯的方式等设置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构成要件,以明确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界限。

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酌定情节法定化刍议

作为犯罪法律后果的刑罚因涉及对公民最基本人权的剥夺,从而使得对其判定应当具有较其他法律责任更为严格的裁判标准。定罪与量刑作为刑事审判的两大环节,共同决定着刑事被告人的命运。由于犯罪构成要件的相对规范性和明确性,更兼理论与实务长期“重定罪轻量刑”之传统。发展迄今的定罪理论与立法已相当成熟完备，因而实务中定性错误的案件较为罕见。

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起诉裁量的类型

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是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由于法律规定模糊和案情错综复杂而把握不足。为此,应当厘清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三大制度功能,确立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适用“依法+穷尽”的基本规则,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拆解为“应当”“可以”与“不应当”三类情形。从职责要件、行为要件、结果要件和因果关系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职到位。

情节犯之情节的犯罪论体系性定位

在我国刑法定性加定量犯罪定义模式下,如何对刑法分则中的情节和数额要求即所谓定量因素进行教义学解释,明确其在犯罪论中的体系性地位,继而确定其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刑法学上难解的"理论之结"。通过剖析构成要件的不法类型本质与诠释学特征以及我国学界关于构成要件质与量关系的见解,可以看到被司法解释补充与修改的我国犯罪构成所具有的特性它不仅是德日刑法理论意义上的为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划定预设空间的不法类型,也是一个包含了基本构成要件、加重结果、客观处罚条件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因素的"类构成要件复合体"。由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组成的"构成要件基本不法量域",为界定我国刑法中情节和数额要求的犯罪论体系性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

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

我国针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一直存在三种模式,即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和适当性审查。长期以来,三者的界限并不清晰,甚至有用合法性审查和适当性审查来代替合宪性审查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区分,势必将影响合宪性审查功能的发挥。同时,厘清三者的关系也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规范性文件审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