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及错误——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为例

在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中,二审法院与辩护律师的争议之一在于赵春华是否具备犯罪故意。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一个实质的犯罪故意概念,该犯罪故意不仅包含构成要件故意,而且包含罪责故意与不法意识(社会危害性认识)。认定赵春华具备非法持有枪支的故意,首先必须证明其对于"枪支"这一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具备完全的意义认识,但从本案的案情来看,根据"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标准",赵春华缺乏这一意义认识,因此成立构成要件错误,从而排除故意;其次必须证明其对于"违反枪支管理规定"这一空白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明知,但从案情来看,这一明知也无法成立。即使认定赵春华对于"违反枪支管理规定"存在明知,其也可以援引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为其出罪。

构成要件要素：从文本概念到裁判类型

构成要件要素文本概念是立法的产物,构成要件要素裁判类型则是司法的产品。刑事裁判过程实际上就是构成要件要素从抽象的文本概念被"具象化"为具体的裁判类型的过程。在文本概念的语义核心区域,作为大前提的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模型与其所"对应"的作为小前提的相关案件事实要素之间形成逻辑涵摄关系,其裁判类型的建构一般都是单一、清晰、明确的;在文本概念的语义边缘区域,构成要件要素事实模型与该事实模型相"对应"的案件"事实场景"之间在"对接"时存在多个需要比对的相似选项,其裁判类型的建构充满了不确定性。此时,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某个事实模型该如何和某个案件现实场景中的相关事实对接,往往会超越纯粹语义解释意义上的法律适用,而成为一种更深层、更广泛甚至更长远考量的社会控制行动。

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视野下的“数额较大”——以盗窃罪数额的认识错误为视角

盗窃罪中,财物价值的数额是评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行为人主观上应认识到。依据"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只要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认识到财物的价值有可能达到数额较大,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已认识到,除非其能提出相反的证据。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概念,如"数额较大"、"毁坏"等,不要求行为人精准地认识到概念本身,只要求行为人有可能认识到概念的社会意义即可。行为人对"数额较大"的认识错误原则上应阻却犯罪。我国刑法对于盗窃罪区分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认为盗窃罪的犯罪既遂标准有上述三个层次,这样能较好地解决对财物价值认识错误的问题,同时能更好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

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开放构成要件关系之辩证

开放构成要件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是刑法理论中的重要范畴,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刑法理论中鲜有涉及。对国内外不同刑法理论语境的具体考察发现,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开放构成要件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存在内容上的同一性,但在中国刑法理论语境中,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则是开放构成要件内容的一种有效表现方式。

由“淫秽性”谈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认定的实体及程序路径

“淫秽性”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故意的认识因素。欠缺“淫秽性”认识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错误,阻却故意,不构成淫秽物品犯罪。应该在将淫秽物品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大为降低的前提下,将欠缺“淫秽性”认识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承担。

论大陆法系刑法中构成要件要素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对构成要件要素的判断成为犯罪认定的基础和前提,而构成要件要素本身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对于如何界定构成要件要素,现实中存在着把构成要件混同于构成要件要素的说法,事实上构成要件要素与构成要件不是同一概念,应予区分。关于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特征,在理论上历来存在着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构成要件要素不仅具有记述性和纯客观性而且也理当具有主观性和规范性。至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种类,则应合理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要素?记述的和规范的要素?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要素三种类型。

对隐瞒境外存款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新论证

论述隐瞒境外存款罪中的"存款"范围,存放在境外的汽车、房地产、黄金等实物作为本罪的对象,隐瞒存放在境外的合法收入也应当纳入本罪的对象范围;本罪主体应不限于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通过贪污、受贿或其他犯罪所得的财物存放于境外,应认定为贪污、受贿罪一罪;将赃物存放于境外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事后不可罚行为,不另成立犯罪。行为人通过贪污、受贿或实施其他犯罪后取得财物,将其存放境外,但存放数额超出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另成立隐瞒境外存款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之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解析——以刑法解释原则为视角

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一直是我国刑法所关注的重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针对国有资产的犯罪亦是日益突出,私分国有资产罪便是其中的典型,由于司法理论及实务方面对该罪的认定均形成了诸多有争议的结论,造成了操作上的困难,故本文拟从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对私分国有资产罪认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予以解析。

受贿罪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研究

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现行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之"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主观"等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运行效果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规制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扩大中国刑法受贿罪罪刑法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有必要对受贿罪罪刑规范进行五个方面的立法完善:一是简化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二是明确职务行为的内涵,三是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四是扩大受贿罪行为对象的范围,五是明确受贿罪犯罪主观要件的内涵,以整体提高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

由虐待罪之“虐待”谈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

虐待罪中的"虐待"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较难把握。本文试图以虐待罪之"虐待"为例,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概念、特征、和分类来探讨对它的认定。

论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的谦抑认定

刑法在罪状的描述中采用了大量的需要司法者价值判断的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主要包括法律评价要素、经验法则评价要素及社会评价要素等三类,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司法诠释决定了具体案件事实和刑法规定的符合性判断。由于语言的限制,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中可能包含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因此必须秉持谦抑理念,采用实质解释的立场限制对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对法律评价要素要限制法律法规的范围,对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法益是否与刑法保护法益相同做实质判断;对经验法则评价要素要注重专业的判断;对社会评价要素要以法益保护为导向,根据社会发展而相应变化。

论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

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刑法条文表面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根据刑法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刑法条文对相关要素的描述所确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它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必要性及重要的功能意义。在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存在如主观超过要素随意添加等问题,因此,为正确发现、合理界定该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应坚持以保护法益为目的,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以实质解释论为导向,以刑法的目的、精神、原则为界限。

关于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件要素理论之争的研究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关于受贿罪的认定，特别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为构成要件要素，理论上基本上都承认通说观点，但还是有众多观点意见不一，法律条文结构的缺陷等等。本文讨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何种构成要件要素，我国刑法第385条的条文结构，理论上一些学说的缺陷，受贿罪的一般深入理解。

扒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批判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及两高关于盗窃的最新司法解释将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区分开来,取消了扒窃入罪的数额和次数两个构成要件要素,这脱离了扒窃刑事立法固有的谨慎和理性。刑法将扒窃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盗窃,并不意味其由结果犯变成行为犯,不应当取消入罪数额限制;从犯罪的本质、刑法谦抑和法的教育机能、公共政策理性角度看,不应取消扒窃入罪的次数限制。打击扒窃司法实践现状拷问着扒窃刑事立法的合理性,有必要恢复扒窃入罪的数额和次数两个要素。

论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公共场所

我国刑法分则中有公共场所的提法,而其具体指向则不明确。在一些犯罪中,公共场所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对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于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公共场所的概念,以及分则那些条款中的公共场所是构成要件要素,进行了一些探讨。

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之新探

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刑法未明文规定,但又为成立某一犯罪所必须的要素。确立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并不意味着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反而有利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侧面的功能。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功能。合理确定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可以借鉴注意规定的确定方法。另外,根据条文的内在逻辑以及条文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确定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

论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

刑法所规定的某些构成要件要素,并不为违法性、有责性提供根据,只是对犯罪分类起作用,这类要素属于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合理确定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理解犯罪之间的关系、解释事实认识错误、解决共犯过剩现象以及处理事实不明案件具有重要意义;承认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明确性原则关系之辨正

在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与明确性原则关系的探讨中,传统刑法理论从明确性原则角度审视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往往自陷困惑。如果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本身存在的原则基础出发,审视其与明确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情节严重”

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条件,并不违反刑法明确性原则。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情节严重,其情节只能是客观方面的情节,而不包含主观方面的内容。情节严重需要行为人认识,对其认识错误是事实认识错误,应采用法定符合说处理。情节严重并非客观处罚条件,在司法适用中要尽量减少不明确的解释,并综合各方面因素来判断是否达到情节严重。

论法定犯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

法定犯的刑法条文设置“违反国家规定”这一要素有直接规定、间接规定与没有规定三种模式.其中,对于没有规定这种模式,可否如同前两种模式那样援引相关国家规定并据之判断行为的违法性尚需研究.基于法定犯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双重特性,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法定犯的内部结构和处罚范围以及司法实务出发分析,刑法条文中未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是法定犯的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深入探讨法定犯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有助于寻找法定犯的违法性判断的前置法,理解法定犯单纯不服从(而非侵害法益)的违法性实质,对于化解法定犯口袋化的困境,推动构成要件理论的精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