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会提高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吗?——基于WIOD产业与微观企业统一体系估计

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大但攀升高度不足。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对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进行测算,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高度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离世界最前沿分工距离越近,越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越大,进口质量越高、进口规模越大、进口下游度越大越能降低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不能提高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微笑曲线失灵。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微笑曲线存在;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够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中间品进口规模、降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聚来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鉴于此,我国应该加快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与研发、加快中间品内向化与国内价值链构建、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来推动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数字贸易规则、缔约经验与出口企业加成率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数字贸易规则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愈发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TAPED数据库,实证检验了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扩大进入出口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数量、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及促进高生产率企业之间价格竞争等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与拥有丰富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的经济体缔约,对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有积极作用;与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较欠缺的经济体缔约,则更有利于中国发挥在国际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进而实现互利共赢。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在降低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地区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如何根据缔约对象的不同特征,精准选择谈判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基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是增加出口效益和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如何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已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文章以我国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渠道及影响效果,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且该作用对一般贸易企业更为明显。渠道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扩张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与“成本加成率渠道”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企业出口效益上升的内在影响因素,也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依据和路径参考。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贸易便利化、出口国内增加值与企业出口行为选择——基于地级市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和企业出口行为选择具有多重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中间品进口和企业研发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而且贸易便利化主要通过扩大中间品进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而实现中间品进口渠道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作用。考虑企业异质性,贸易便利化对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作用更大;考虑企业贸易方式,贸易便利化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较加工贸易企业更强;考虑产品异质性,贸易便利化更能促进企业核心产品出口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决策,提升产业集聚程度较强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同时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和拓展产品种类,以及增强企业出口的市场扩张效应。

中国出口贸易本地增加值率的WIOD测算及国际比较

文章测算了中国出口贸易的本地增加值率(DVAR),发现中国的DVAR在国际比较之中处于较高位置,但与主要贸易伙伴相比略低。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出口DVAR较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较多地使用了来自两个国家(地区)的进口投入,而且出口占比较大的行业其DVAR偏低。中国DVAR能够达到较高水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生产之中采用了较多的国内投入,1998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减少了进口投入的使用,提高了中国DVAR。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及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文章剖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理,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显著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变动,其主要通过驱动进口中间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使企业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对于贸易方式、技术水平、所有制和区域不同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进而,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筑加工贸易新优势;加强就业引导,促进劳动力市场与开放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人才市场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等政策建议。

全出口型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测算与拆解研究

出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能力既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也是其出口内在质量的体现。本文基于国民经济核算原理,测算全出口型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水平,并通过分行业、分地区、分登记注册类型的拆解检验分析增加值率水平背后的差异和结构性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出口型工业企业增加值率水平较低,处于前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资源性、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当一部分沿海省份企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优势,内资企业增加值率水平显著低于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中国全出口型企业未来迫切需要在产业升级、提高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方面下工夫。

国有企业改革的增加值贸易效应——基于多部门量化结构模型的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纽带。基于自主编制的我国时间序列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本文通过构建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多部门量化结构模型,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增加值贸易效应。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缓冲了上游进口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体现了国有企业效率提升对国内大循环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此外,本文围绕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未改革情形开展反事实分析。结果显示,2007年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推动2018年的出口增加值率相较于国有企业未改革情形上升3.19个百分点。探讨国有企业改革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政策评估提供新的视角。

增加值率的测算与拆解检验:基于全出口型工业企业

出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能力既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也体现了其出口的内在质量。文章基于国民经济核算原理,测算全出口型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水平,并通过分行业、分地区、以及分登记注册类型的拆解检验分析增加值率水平背后的差异和结构性原因。

出口贸易增加值测算的微观基础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如何对传统贸易统计进行改造来测算对外贸易增加值,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从企业增加值出发,尝试在企业生产增加值与贸易增加值之间建立关联,由此形成了以出口企业增加值率进行出口贸易增加值推算的思路和方法;然后基于规模以上全出口型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进行了初步测算。

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行业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中国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和出口竞争力指标,并对中国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出口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进口国关税水平的提高不利于部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美欧金融危机后,有无考虑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导致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中国不同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据此,建议中国应适度地加强一些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积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降低关税成本;同时应积极增强创新,促进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不断提高行业出口竞争力来缓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吗?

本文在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础上,测度了2006—2013年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利用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指标,计量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呈现倒U型非线性影响,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强,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从促进到抑制的作用过程转变。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以及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研究发现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这一重要作用机制影响着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因此,从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角度看,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本文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扩大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表现的开放举措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证据,也对中国探寻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路径有着重要政策意涵。

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政府补贴与出口国企业增加值研究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常被政府用于干预企业的出口扩张。以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切入点,使用Tobit和动态面板的固定效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产生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规律。异质性分析表明,较于加工贸易企业,政府补贴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企业出口DVAR。研究结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出口贸易增加值微观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理论，本文从贸易增加值这一新的视角在企业层面重新测度2000-2006年7年间出口贸易增加值并进行具体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出口增加值很大程度上被高估了，但是其变动趋势是上升的。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低工资增强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吗?——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手工查找的2000-2006年的全国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研究中国加入WTO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以及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不论是最低工资还是企业异质性,都会影响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最低工资标准会促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国内附加值的抑制作用,在进行多个角度的稳健性检验后,我们发现以上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结论表明:在最低工资标准越高的地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国内附加值率下降的程度越高。此外,对于国内供给丰裕且竞争较激烈的原材料及中间品的进口,中国应适当加以限制,以减缓参与世界贸易带来的替代效应的冲击。

自主设计对我国出口产品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4-2010年的数据和1997—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所提供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到设计指数、出口产品增加值率两项指标。运用相关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得出了设计指数和出口产品增加值率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即设计指数的提高能够推动出口产品增加值率的大幅度上升，进而提出了国家应大力提倡自主设计产品出口、企业提升自主设计能力等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