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贡献

林惠祥在其《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深入研究了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性质、对象和内容,对中国各民族从古代和现代进行了两重分类,提出了"华夏民族主干融合论"、"汉民族民族成分多元论"等学术观点,并将这些学术观点融入他对各民族的具体研究中,丰富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学科内容,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民族志物品收集到东南海洋系文化构建--林惠祥先生收藏与展示实践(1929-1958)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主张将博物馆收藏、展示视为实践活动,以及具有持续性的科学与社会文化过程,探究博物馆的本质及其暗含在实践活动中的逻辑与策略。本文通过梳理林惠祥在1929至1958年的收藏与展示活动,探究在特定认识型下博物馆实践与实践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勾勒林惠祥先生从早期民族志物品收集、展示到利用新进化论理论模型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的人类学思想、博物馆实践以及东南海洋区域文化研究的谱系。

林惠祥的中华民族观及其发展脉络

林惠祥是中国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学科建设的奠基者,他不仅是中国大陆赴台湾进行原住民研究的第一位大陆民族学家,也是横跨民族学、考古学和民族史多个领域的"全域性人类学研究者"。林惠祥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民族问题,并在抗战时期完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观建构。林惠祥的学术研究及透射出的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观的演进,体现了在历史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独特的心路历程。本文以林惠祥的著述为文献,梳理和描述了林惠祥的这一思想发展脉络。

林惠祥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及其民族意识

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兴起的民族学,接受了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观念,当时的学者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作为中国大陆最早研究台湾"原住民"的民族学者,林惠祥在坚持学术客观性的同时,还注意到从中国人身份出发的研究主体性。20世纪30年代,在抗日救亡大潮中,林惠祥用"生番"为例,激励国人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惠祥发挥其关于各民族平等相融的观点,在当时关于中华民族的思考中得到应和。

林惠祥的史学贡献

作为人类学的"中国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林惠祥对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积极引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倡导历史学要吸收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促进史学科学化,扩大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作出了努力。林惠祥等人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构建了一整套新的研究和叙事模式,历史学、考古学与民族学理论方法相结合是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林惠祥还开辟了台湾少数民族史、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等学术新领域,丰富了中国史研究的内容。

林惠祥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等论著中探讨了民族史理论和方法。他提出:民族史兼具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科性质,民族史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功用,中国民族史宜采用"两重分类法",中国民族史的分期标准应以华夏系为主干;还创立了融历史文献、考古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于一炉的综合研究方法。林惠祥民族史理论和方法的启示:民族史研究要集科学性与现实性于一体,作成信史;民族史的撰述应贯串民族平等观;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是民族史研究的趋向。

林惠祥先生的有段石锛研究及其启迪

通过对林惠祥有段石锛研究的经历爬梳,可以看到,林惠祥通过对有段石锛的研究所建构出来的中国东南部、南部与中南半岛的古民族——古越族及其先民及马来人的先民都是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在内的现南岛语族诸民族的祖先。

林惠祥在台湾民族史领域的学术创新

林惠祥是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我国学者中,他最早系统地调查研究高山族的历史文化,最早科学地论证台湾与大陆史前族群和文化的渊源关系,在台湾民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林惠祥的台湾民族史研究具有鲜明的人类学历史学派特色——将历史学和民族学有机结合起来,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相互印证,再结合人类学的理论进行分析。他晚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积极追求民族史学的现实效用,以台湾民族史研究为维护祖国统一服务。

“采集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以吴泽霖、林惠祥为中心的考察

吴泽霖与林惠祥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前辈,民族文物事业贯穿着他们一生的学术研究,其成就被广为赞誉。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物采集展览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关怀之下,民族学博物馆成为“采集民族志”的理想归属,为其赋予了丰厚的理论意涵和时代价值。林惠祥的采集实践更多强调文化史构建,探讨族群的亲缘关系;吴泽霖则试图以“物化”形式来表达他的“平等”理念,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他们的这种分异代表着中国民族学史上“采集民族志”的两种取向,在杨成志等民族学家的采集实践中也有体现。但不管差异如何,用采集民族标本的形式来呈现文化的多样性、进行民族知识的建构,是当时诸多学者的一个共相。实际上,学者们的标本采集实践与民族志书写有着同样的学术诉求,只不过前者用实物的形式体现,而后者用文字书写的形式体现,殊途同归。即所谓“采集民族志”,它与影像的民族志、文字的民族志等共同表达边陲文化,建构民族知识,都是探寻文化模式的重要手段。

人类学家的史学情怀——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对匈奴族研究的学术贡献

匈奴以有别于农耕文明的游牧部落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终在民族融合的历史选择中告别政权实体,而近代以来国内复杂的民族关系又迫使有识之士对包括匈奴在内已消失的古代民族进行回溯与新探,以鉴时局。林惠祥作为国内较早将人类学方法引入史学领域的“功能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其作《中国民族史》不仅成为当世民族史书写的典范,其中“匈奴系”一章更是从族源谈起,借助人类学方法研究匈奴历史,并围绕与中原王朝的博弈和较量,保留了古代族际间难忘记忆与壮阔史诗。

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与族群景观——林惠祥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

作为现代中国大陆最早开展台湾原住民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先驱,林惠祥在1929、1935年两次台湾之行中都拍摄了不少台湾原住民社会生活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田野摄影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景观与社会状况,而且体现了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很早就通过光影之间的视觉手段来生产民族知识。围绕林惠祥这些尚未被广泛认识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的相关讨论,有助于思考人类学、田野摄影与民族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同源”与“一家”——林惠祥、徐松石“环南中国海”古代民族关系研究的时代意义

林惠祥、徐松石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提出环南中国海区域"中马同源"与"壮泰一家"的学术观点,本文简述了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方法论特色。运用知识社会学与知识谱系学的方法,本文展示了学者的研究取向与其自身家庭出身、求学经历、人生境遇、大时代背景以及世界学术潮流的密切关系。林惠祥、徐松石的学术思想在后世的"南岛语族"和"壮泰比较"研究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本文认为,这种研究传统在今天仍具有重建区域共同体历史记忆的价值。

论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的史学价值

民国初年的政治与学术背景以及林惠祥自身的学术经历催生了《中国民族史》的诞生。从民族史研究来看,它对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和对象,对中古民族分类、中国民族史的分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民族学思想与研究方法;从史学史研究角度看,它在史观的更新、史料搜集、整理、运用和体例制定等方面,均具备了多方面的参考价值。

林惠祥对南洋马来人的研究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林惠祥教授对南洋马来人就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发表了有关马来人研究的系列论著,他的研究成果是我国世界民族实地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他提出的对马来人的定义与分类、马来人的来源与族际关系、马来人与中国大陆东南土著同源、中国东南地区是原马来人的发源地等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关于福建和马来西亚考古学的论著,为马来人与中国东南古越族同源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林惠祥的博物馆理论与实践

厦门大学已故历史学系教授、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林惠祥先生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他不仅在民族史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综合的研究方法,而且提出了与博物馆相关的一系列理论。作为一位考古学者,林惠祥先生亲力亲为,于1934年创办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成为继张謇办博物馆之后,中国民办博物馆的继承者之一。林惠祥的学术理论和博物馆实践对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林惠祥教授的考古学术遗产

1958年2月13日凌晨,林惠祥教授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57岁。今年是林先生逝世六十周年,谨以此短文概述先生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学术遗产,表达一个考古后学的敬仰、缅怀与思考。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主要学术成就既包括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志、神话论、民俗学等广义人类学体系的建构,又包括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土著民族志、中国东南及东南亚史前考古与民族史的调查研究等一系列区域研究成果,均有首创之功。初创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倡导考古学研究的人类学传统、中国东南区及“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区域考古学探索、以及高校人类学博物馆的建设等,都是他留给我们宝贵的考古学术遗产。

简明扼要 体大思精——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读后

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的代表作之一,至今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编纂有重要借鉴作用。林著《中国民族史》对中国民族史的学习,实有目录学之功效。它简明扼要,取材严谨,处理问题谨慎,初学者可从中受益,研究者可用。在林惠祥看来,文化虽为区分民族的标准之一,但其他因素如体质、语言,亦为区分民族的重要标准。当然,林氏《中国民族史》也有一些瑕疵。它的引文不仅有误,而且由于不了解一些地区的历史,故不能做出正确的注释。

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

随着近年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兴起,有关博物馆的研究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研究者不只限于关注博物馆内的物件,对于博物馆所涉及的采集活动即物从田野到博物馆的流动过程也赋予了更多的认识。本文以近期厦大人类博物馆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献图片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著述,分析著名学家林惠祥先生的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尤其是其1929、1935年两次台湾原住民村社之行,试图通过这一中国较早的人类博物馆的标本采集活动,来分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中涉及的物与他者文化、田野采集志等议题进行反思。

《海上集》编前小记

已故庄为玑教授是著名的中外海上交通史专家、"泉州学"家、考古学家、方志学家。他一生勤苦治学,卓有建树,编著学术著作8部,撰写论文一百多篇。庄老临终前开始遴选论文集——《海上集》,辞世后由他的高足庄景辉、侯真平整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为纪念庄为玑教授,本刊发表庄老的"《海上集》编前小记"、郑学檬的"《海上集》序"和庄景辉、侯真平的"《海上集》编后记"。

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势

近些年来,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无论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或中国断代史、中国通史有涉中国民族史的内容,都越来越注意各民族相互关系的发展;在讨论民族关系问题时,已逐渐由一些理论问题或某些概念的探讨,走向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等各个具体领域有关民族关系较深层次的探讨;研究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