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泰辅的甲骨文研究及早期甲骨学中日研究互动

20世纪初,日本学术界盛行疑古思潮,普遍否定甲骨文。林泰辅以其独到的学术目光,力证甲骨文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率先断定甲骨乃殷商卜人所掌之遗物。他长期从事甲骨文研究,写出一批精深的甲骨文研究论著,开启了日本甲骨学的先河。林泰辅运用多元实证方法研究甲骨文,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林泰辅的甲骨学成就受益于其深厚的汉学根基,也离不开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的学术互动。

林泰輔《中國古文字源流》稿本(1907)發現的意義

文章就日本學者林泰輔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古文字源流》(1907)一書發現過程、體例、内容及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林氏將中國文字分爲篆體時代與隸楷時代,提出象形、指事兩大造字“綱領”説,古文字變遷三期説,其《古文變遷表》以字形爲分期依據,具有明確的地理文字學意識,對秦漢之前古文字分爲8類,將《説文》小篆與秦代金石文進行對比,或同或異,直接相關,小篆繼承古文籀文,開啓後世楷書之端,隸楷時代“異體百出”,打破了小篆造字規則,創立新的楷書造字規則,其古文字“字形比較法”,繼承與發展了《説文》的傳統,更爲系統化、精細化,開辟了走向現代化的中國古文字學研究道路。

“疑古”与“释古”的前哨战——从白鸟库吉与林泰辅的争论再探“释古”的本质性问题

1909年,白鸟库吉发表《支那古传说之研究》,提出尧舜禹是儒教观念所创造的架空人物,否定其历史存在。林泰辅主要运用甲骨文等出土文献对白鸟库吉的研究方法与态度进行强烈批判。两者的这场所谓“尧舜禹抹杀争论”的基本框架,与后来的以顾颉刚、王国维为代表的“疑古”“释古”争论极为相似。另外,在“尧舜禹抹杀争论”之前的19世纪90年代,白鸟库吉与林泰辅在朝鲜古代史上也曾正面冲突过。本文通过研究白鸟库吉与林泰辅的争论内容、方法与态度,重新思考现在依然被激烈讨论的“疑古”“释古”这些研究方法的本质性问题。

林泰辅与唐兰:中日古文字学现代理论初次建构——以新发现《中国文字源流》稿本(1907)为核心

日本林泰辅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字源流》稿本(1907)的发现,带来了人们对中日古文字学现代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新认识。中国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1934)是中国古文字现代理论体系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比较二者之间创新性观点,比如林泰辅将中国文字分为篆体时代与隶楷时代、提出象形、指事两大造字“纲领”说、古文字变迁三期说、“字形比较法”、从地域差异角度研究古文字等,与唐兰一起代表了20世纪初的中日两国中国古文字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意义非凡。

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抄释部分校注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对其研究已经过了三个时期,在发现伊始的草创时期(1899—1928),日本学者林泰辅对甲骨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但其研究多未发表,专著仅《龟甲兽骨文字》两卷存世,真实记录了草创时期对于甲骨文字的考释工作,有很高的价值。

罗振玉等人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新探

早期甲骨文研究学术史,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诸位大家可谓居功至伟。通过用新创的计算方法对刘鹗、孙诒让、罗振玉考释成果进行比较,证明孙诒让的学术成果尤为突出。因一些主客观的因素,孙诒让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功绩未能得到客观的评价与认识。孙诒让去世后,罗振玉的学术水平逐步提升,后来居上。林泰辅、内藤湖南两度在学术上挑战,激励罗振玉写出力作、王国维更上层楼,以“两剑封喉”确立了甲骨学领域罗振玉、王国维“二骑绝尘”的格局。罗振玉卓越的学术成就,使甲骨学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唯一的、从发现创立到发展壮大都由中国人主导并持续领先的、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现代学术领域。上述学人为中华文明继绝学和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奠基作用。

章太炎与明治汉学

章太炎1899年首次旅日,与众多汉学家交游酬唱,体验到明治时期存留的汉字圈雅文化之余温。《訄书》重订本吸纳其1902年第二次旅日成果,在采纳社会进化学说的整体框架下,参考了白河次郎、远藤隆吉、桑木严翼、户水宽人以比较文明史为特征的汉学论著。1911年的《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则以《汉学》为标靶,对被建构进帝国秩序的学院化汉学进行文史哲全方位的把握和批评。章太炎对明治汉学有一个从美好的"雅乐"到嫌恶之"郑声"的体验变迁。这一历程,体现了他贯穿性的思想和美学逻辑。如因反对整合进国体论的儒学借孔子反革命,而对根本通明、服部宇之吉进行持续批判;因对小学形、音、义各个角度的研究定立高标准,而对林泰辅、森槐南等评判严苛。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又令美好记忆逐步褪色,负面印象愈加增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因古史辨运动,转成为10余年后他对明治汉学的重要记忆。超越传统的夷夏之辨,中日汉学竞争的实质体现在,通过掌握并创造性地运用近代西学认知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全新框架和方法,转益增进,从而主导中华文明的诠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