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翻译》理论导言的修改对“化境论”译学思想的影响--以新籍版本学为视角

本文首先简明陈述了新籍版本学的要义,为论析《林纾的翻译》版本嬗变及其理论导言文稿的修改提供理论视角。其次,挑选了5个最重要的版本,对它们的基本情况作了概要说明。再次,以文稿的增补、删节、改动、注释调整为正文,集中论析了文稿修改的得失及其对“化境论”译学思想的影响。研究发现文稿从一版发凡起例的卓越译学著作,逐渐升华为五版开宗立派的中国现代译学经典。钱钟书对文稿的修改可以为当代译学著述提供宝贵的启示。最后,本文呼吁译学界同仁把翻译研究与版本学结合起来,二者结合会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收获。

翻译视域下的林纾现象——兼论林纾的翻译

晚清时期的翻译家林纾开创了外国小说评介的先河,但其译作不尽完美,受到了鲁迅、刘半农等人的批评,钱锺书也撰文指出林纾的翻译是讹译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人对林纾的印象贬大于褒。使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来描述林译作品所呈现的特征,可引导人们对林纾进行合理的认识、公正的评价及客观的研究。通过对概念的系统论证和对现象产生根源的探究,指出了运用"林纾现象"这一概念的意义。

改写与“讹”——重读《林纾的翻译》

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一直推崇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说",其实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强调翻译的本质是"讹"写,也就是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到的"翻译即改写"。"讹"又分为好"讹"和"讹错"。好"讹"就是尽可能忠实的传递源语文本作者的表达意图,在译作中再现译者的创造力、原创性,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讹错"指的是错误领悟原文,译语生硬难懂,任意删节,应该尽量避免。"化境"只是一种翻译理想,与瓦鲁提"译者隐身"的概念类似,而不是一种翻译理论或者翻译观,因此,译界应该承认"翻译即改写"的现实,将翻译理论研究的关注焦点更多的放到影响翻译实践的诸多文化要素上。

巴赫金对话理论视野下的林纾翻译解读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也为人们理解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翻译的多重对话性。本文从对话理论角度,详细阐述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与合译者、作者/原文、读者及时代语境的对话关系。这也证明,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共同参与的以文本为主题、以文化语境为背景的一场对话。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以《林纾的翻译》为例

翻译作为突破语言障碍的文化交流活动,其实质是传递文化信息,从而达到文化移植和文化交融这一主旨。它是一种跨越时代,跨越地域,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随着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不断深入,尤其在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大语境下,因翻译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和交际使命,以及翻译自身所具有的明显的人文学科的复杂性、多义性和模糊性,使得人们对翻译之于文化交流和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

余光中《翻译与创作》节选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节选英译

余光中与钱钟书都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二人的翻译思想与理念在我国翻译史上影响深远.余光中认为,翻译须用纯净的中文.以散文形式写译论,熔知性和感性于一炉.钟书则梳理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提出了在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化境”说.

林纾的翻译:适应与选择

本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对林纾的翻译进行剖析。林纾的翻译多有增删、创作、漏译、错译之处,加之翻译过程中一些非常规处理,常为翻译界诟病。然而,从适应选择论看,这些都是译者林纾在翻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具体而言,林纾的翻译是林纾适应"需要"、"能力"和"翻译生态环境"并在适应基础上进行选择的结果。本研究对丰富适应选择论、林纾翻译的再解读具有一定的意义。

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

"文化转向"翻译激发了对林纾翻译的社会文化视角研究,然而此方面研究还比较薄弱。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在文本与社会文化关系中研究话语,对林纾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在此框架关照下,从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社会实践向度对林纾翻译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林纾的翻译在文本向度上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这是译者在话语实践向度上对西方文学进行创造性改写和社会实践向度上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

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读《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译论,仔细分析,有一部分译论竟然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的解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中一西两种译论虽然阐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文章拟从解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观察和讨论林纾的翻译作品,来探讨文学翻译作品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

由《林纾的翻译》析钱钟书的“化境”论

通过对著名翻译家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一文的研究，从中看到钱先生对翻译研究的杰出贡献。钱先生通过对林纾翻译作品的评论，把翻译的指导原则和翻译技法通过“诱”、“媒”、“讹”、“化”等极有概括力的字一一体现出来，充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所应具备的能力与技巧，同时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翻译技巧视角下解读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翻译研究始终推崇钱钟书所说的"化境"观念,也就是对不同文化环境的适应性调整。而钱钟书在其所著《林纾的翻译》里面,也一再说明,从本质上说,翻译即是讹写,只不过分为好讹和错讹而已。我们现以钱著《林纾的翻译》为线索,试析基于化境的好讹做法,如文化调整、可译限度,还有翻译标准几方面问题。

化境的缺席与在场

化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解释性假说,钱钟书的定义也只能视为其部分内涵。只有结合传统哲学和美学,以及钱钟书的整体翻译思想,才能揭示化境的理论实质以及其中长期被忽略的丰富内涵。

从“插图”看林纾翻译的视觉线索——兼议“构图思维”与翻译过程

"插图"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出版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作家的创作思维和读者的文学审美习惯均有着极大的影响。通过全面细致地对比"原文-插图-译文"发现,身为古文家兼画家的林纾对所译作品的插图乃至原作者的"构图思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视之为翻译决策重要的"视觉线索",系统地体现在译文的"语义锤炼""语篇组织"和"文化想象"三个层面。林纾独特的"译画"现象可视为雅各布森"符际翻译"的先声,说明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翻译"完全可能会同时同步发生。这对进一步认识翻译的本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读钱锺书《林纾的翻译》

说钱锺书翻译思想中有矛盾，此话听上去一定会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但实际上我们只要仔细阅读一下《林纾的翻译》全文，很容易就能够发现钱锺书翻译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矛盾，主要反映在钱锺书对待译者在翻译时应该隐身还是现身的问题上。

从晚清翻译场域看林纾的翻译

本文借助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探讨林纾的翻译与晚清翻译场域的相互关系。通过对晚清翻译场域、其子场域即文学翻译场域,以及林纾翻译活动的详细考察,指出林译是翻译活动各参与者的共谋。研究发现,翻译场域的独立性、参与者之间及其与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语言资本促生转换成的经济文化象征资本优势,成为林纾翻译活动契合有限生产场域规律的保证。林纾的翻译为文学翻译在晚清的翻译场域赢得一席之地,使其逐渐从边缘移向中心,无意识状态下改写了晚清翻译场域的格局。

从伪译的视角看林纾的翻译

伪翻译指那些不存在源语文本或与源语文本差别较大的目的语文本。林纾的翻译多有增删、创作、漏译、错译之处。基于对伪翻译的分析,文章另辟蹊径,认为可将林纾的翻译归入伪翻译之列。尽管是伪翻译,林纾的翻译有其自身的功用,在中国翻译史甚至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对《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锺书的“矛盾”的反思

钱锺书承认林纾译文的文学价值,并不意味着他默认了林纾翻译方式的合法性。将这两者自动关联起来的逻辑值得反思。面对林纾的翻译事实,钱锺书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主流译学立场,以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眼光,跳出了狭隘的翻译批评框架,正视了林纾译文的文学性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使自己对林译的评价既个性十足又别具深度。钱锺书面对林译的二元化态度,反映了他在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位置使其具备了翻译思想史上的典型性,具有着独特研究价值。

译与讹,讹与化——也谈钱钟书先生之《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先生在文章《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化"。所以称之为最高,究其原因,是文学翻译的本身和语言之间的差异等很多因素使得西方等值理论以及严复的"信"等理论在中西跨文化实践中,很多时候显得反而不够准确了;而"化"本就包含了"讹","化"不是不"信",却是在"信"的基础上,在"信"所不能及的层面上,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最高程度的艺术化,美学化了。

翻译与兴味——读钱锺书《林纾的翻译》

钱锺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初载于1964年《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后又收录于《旧文四篇》与《七缀集》中。该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反讽幽默的语气也使得行文的严肃性大大降低，然而它却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文中所提出的“化境”，被认为是钱锺书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然而必须指出，钱锺书在此文中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存“化境”，以提出一种超越的翻译理论，而是从翻译出发，进一步中发出对林译小说背后隐藏的中西对话问题的讨论，这一点在以往的解读中往往被忽略。

翻译史研究的主要成就与未来之路

检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译史研究所走过的路，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翻译史研究成就显著。改革开放后出版最早的翻译史研究作品主要有钱钟书等所著《林纾的翻译》（1981）、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所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1982）、罗新璋所编《翻译论集》（1984）、中国译协《翻译通讯》编辑部于1984年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1949—1983》以及马祖毅所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