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的中国哲学精神书写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用英语阐释中国的民族传记作品,也是他以幽默体悟中国的文学史诗。他熟谙中国传统哲学要义,积极传播以中国哲学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智慧。通过中西文化对比,他向西方读者展示了自己想象中的人文主义中国形象,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误解。结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感悟,他在《吾国与吾民》中揭示了儒家哲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道家哲学的理想主义精神,并充分肯定中国哲学精神对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形象的塑造的重要贡献。

翻译教学场域中理论与实践的多元合一--基于林语堂作品的教学、科研、实践一体化模式研究

基于林语堂经典作品的教学、科研、实践的一体化模式,通过翻译教学场域打造“教学-科研-实践”共同体,从而实现教、研、译聚焦的资源一体、实践主体同步、实践空间同一(即场域同一),以共同提高师生的语言能力、书写能力、传播能力和反思能力,促进论文写作、项目申报、成果转化等科研水平的协同进步,解决教学与科研分离、理论与实践脱节等现实问题,从而实现多元合一、共生共长,其应用价值和理论意义值得深入探索与推广。

林语堂自译研究:“译创”理论视角——以《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为个案

本文以“译创”为理论指导,系统考察林语堂在《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中的自译行为,探讨其自译的总体策略,明确所采用的具体翻译技巧以及自译与“译创”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文章提出三个观点:一是无论是自译还是“译创”,译者均比普通译者享有更多的自由度和创造性;二是“改写”是林语堂自译中采用的总体策略,主要包括阐释、增译和省译,而这些技巧与“译创”的特点是相一致的;三是自译与“译创”之间存在相互成就、相互补充的关系,“译创”能为自译提供理论指导作用,自译则是“译创”的一种表现形式。本研究能够拓展林语堂研究的空间和丰富“译创”理论的内涵意义。

圣约翰大学时期林语堂的语言文学研究

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期发表的《我们为何学习中文》(1912)、《汉语拼音》(1913)、《中国小说》(1913)、《天国求经记》(1914)和《中国文学语言》(1914)等5篇语言文学研究的英文学术论文是其学术研究“学徒”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其一生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起点。林语堂的“学者”身份在圣约翰大学时期初现雏形。

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期林语堂英语短篇小说研究——以《南方小村生活》和《善波》为例

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期发表的《南方小村生活》(1914年)和《善波》(1915年)等两篇英语原创性短篇小说是其小说创作学徒时期的主要代表,也是其一生致力于向西方“讲好中国故事”的起点。这两篇短篇小说体现了林语堂早期英语小说创作在叙事视角、内容、结构、修辞和用语等方面的叙事特征和写作特色,是其后期长篇英语小说创作的雏形。

林语堂的时空图景与文化理想

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相比,林语堂的时空图景注重天、地、人、心,有时甚至呈现出超时空的神秘感与不可知论,显得异常广阔、壮观、博大、深厚,这在其地理时空、社会时空、心理时空、精神时空中得以充分体现。林语堂的文化思想主要包括矛盾中的和谐、生命的循环、诗化人生、融通与对话,这对于克服世界人生中的矛盾冲突、悲观绝望、人心分裂,以及存在的战争风险,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意义。

林语堂“歌戈鱼虞模”古读研究的贡献及局限

林语堂根据印欧语系的音读演变以及中国古音的阴阳对转情况,提出“歌戈读长ɑ,麻读短ɑ”的观点。他还根据历史语言学原则、古韵部之间的音转关系、梵汉对音的证据,提出“周秦汉魏时,鱼虞模读开o(或合o)”的见解。虽然在论述的过程中还存在不足,但他于研究材料、方法、结论皆有个人创见,为后来学者更深入的探讨提供了理论基础。

基于语料库的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本态度转换研究

情感态度在各类文学作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尚缺乏有关自译过程中态度转换的研究。《啼笑皆非》的汉译本是自译和合译的罕见案例,该书的前11章由林语堂亲自翻译,后12章由徐成斌负责翻译。本研究利用LIWC和AntConc软件对该书的中英文版本进行词频分析,深入探究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的态度变化。研究结果显示,由于不同的写作目的和预期读者,林语堂自译文中的愤怒情绪显著减少,与英文原作前11章相比差异显著。

“场域—资本”理论视角下林语堂译介活动和传播研究

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译介的典范,本文主要考察权力场域和资本作用对林语堂作品译介传播的影响,剖析在特定权力背景下林语堂译介的作品和传播特征。林语堂的译介活动体现了各类资本的共生与互动,对彼时中国文化的传播有重要作用,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对外译介提供了现代性阐释。

叙事学视角下林语堂编译《促织》探析

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怎样让目标读者接受中国故事成为传播的关键。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译本细读,结合原文分析得出林语堂编译的《促织》在叙事结构、叙事内容和叙事主题三个方面发生了变化。通过这些变化减少有碍于目标读者理解的文化隔阂,增加故事情节,使故事更加生动和人物关系更加真切,使译本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元素在目标读者群中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中的显化现象

本文以《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为例,重点关注其中的显化现象,总结林语堂翻译文学作品中文化信息的方法与特点。研究发现,林语堂在翻译专有名词、成语、地方方言以及连续小短句时都采用了显化翻译方式,从而保存并传递了原文本的文化信息与风格。

林语堂的复合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化英译

以林语堂文学翻译为例,可以分析林语堂的复合文化身份的构建及其影响下中国文化英译的策略和方法。林语堂兼具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背景,在翻译中一方面维持原文特色,借此输出中国思维,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面对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读者需求,林语堂作为翻译的主体需要对读者负责,利用西方文化阐释中国思想或对原文进行删减。在翻译中,林语堂灵活运用两种文化身份,构建独特的复合文化身份,中体西用,带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以文化人涵养家国情怀——林语堂作品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策略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璀璨星河中,林语堂先生的作品具有质朴语言和深沉家国情怀。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通过深入阅读、主题剖析、跨文化比较和创意写作等教学策略,一面发掘其文本的价值,另一面结合社会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文化认同,引导他们树立崇高价值观。这些跨学科教学策略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生动、高效的家国情怀培育方式,而且有效促进了思政课核心素养的达成,实现以文学精神滋养培育青少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节奏的时空“奇遇”——林语堂《幽梦影》英译本的翻译诗学诠释

或许是对字字珠玑但意蕴绵长的《幽梦影》情有独钟,林语堂在文本层面对原作的诗学节奏展现出极强感悟力,并大方再现了张潮赋予作品的独特文学魅力与诗学价值。然而,他的实现路径并非直译、死译,而是大胆创作,由译者之自出心裁,审时度势运用多种文体表达以最大限度实现原文节奏的“中心偏移”,乃至于达致使异国读者产生“犹如在耳”的独特审美体验。从梅肖尼克诗学节奏观的“一点两面”出发,节奏的主体性、动态性、形义合一性促成了原文的独立“诗性”,即相对译入语语境的“异”。以此为前提,译文“映射”而非“倒模”了原文在其语境中的节奏特质、人际关系及审美感受。这种“延异”压缩了时空距离,使原文节奏和译文节奏形成“对话”,不可不谓之“奇”。从词汇、句法、声音和表情等原文节奏要素分而论之,不仅凸显《幽梦影》文学创作的意味之浓,艺术欣赏的境界之高,还凸显了林语堂作为译者对节奏把控的独具匠心。

基于语料库的林语堂英文写作风格多维分析

以Brown语料库和LOB语料库为参照库,借助文本分析工具,利用自建的林语堂语料库(包括林语堂普通散文库、林语堂小说库、林语堂传记库),从多个维度考察林语堂的英文写作风格。研究发现,林语堂的英文写作水平一流,英文小说的文笔水平最高,普通散文和人物传记次之;林语堂的各类英文著作均未出现语体变异,文本的交互性强,且文化内涵丰富,但词汇丰富度普遍略低;林语堂的英文散文笔风幽默随和。

翻译意识形态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研究——以林纾、林语堂为例

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在翻译界已达成共识,操纵翻译实践、进而影响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形态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表现为读者期待视野的目标读者意识形态,这三者共同构成翻译意识形态。闽派翻译家林纾、林语堂分别从文化输入与输出两个相对的角度进行跨文化翻译,促进跨文化交流。林纾翻译救国的意识形态促使他大量输入西方文明和先进文化,而林语堂跨文化融合的翻译意识形态激发他输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林纾、林语堂的翻译意识形态迥异,但工作机制基本相同,即翻译意识形态影响文化传输方向、文化题材择取、翻译方法应用、翻译作品传播,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林语堂自译研究——以《啼笑皆非》为例

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活动,逐渐受到众多翻译学者的关注。我国的自译家有张爱玲、林语堂等,本文就选取林语堂的《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从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概念入手,分析社会因素对林语堂自译本的影响,以期拓宽林语堂自译的研究视角。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中国典籍有效“走出去”的启示——以林语堂《庄子》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外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庄子》作为中国重要的古代典籍,由中国译者翻译的译本在海外极少得到有效传播。林语堂译本却能在一众译本中脱颖而出,在海外市场收获良好反响,这与译者特殊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策略选择是分不开的。本文从后殖民视域出发,从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两方面分析林语堂译本成功的原因。林语堂迎合当时西方社会的文化需求,选择翻译富含自由闲适哲学的《庄子》;翻译过程中通过构建“第三空间”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特质,又考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这为解决西方文化霸权现状提供了思路,也对当下中国典籍文化有效“走出去”有一定参考意义。

林语堂定居台湾地区十年文化活动简论--以《故纸清芬见真如--林语堂手迹碎金》为考察中心

《故纸清芬见真如一林语堂手迹碎金》的见世,向众人展现了林语堂定居台湾地区十年间多方面的文化活动,呈现了他晚年的学术旨趣、心路历程、工作进展、人生交往以及生活轶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梳理这些书信,以期发掘林语堂其人其作的阐发潜力,还原其晚年立体的生命图景。

变译理论视域下《桃花源记》林语堂译本的分析

为进行更为深入的跨文化交流,让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原作作者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核,从而更有效地传播蕴含中国文化的文学作品,运用相应理论处理原作显得至关重要。变译理论作为一种适合运用于实践的本土译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合理、灵活地运用变译理论,译文的表达能够更为贴切、自然、流畅。该文选取林语堂译版的《桃花源记》为研究对象,以变译理论为指导,通过采用变译理论中的“增”“编”“改”三种具体手段,对林语堂译版的《桃花源记》展开分析,旨在向读者呈现该理论在原作中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