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旨腴词,文章领袖”——枚乘及其文学史地位

枚乘前后二封《谏吴王书》,从含蓄委婉到直白率放,各具精神,持说正论,纵横气象非凡,高士明鉴,清醒抉择。首创“七体”,虚拟摹划,贯通上下古今,牢笼天地四方之景,气势恢宏,充斥“神物怪疑”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氛,通过主客对话,演绎生活哲理,阐述生命真谛,要言妙道,表达对天地人生的深入思考。劝百讽一之赋,继踵增华;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又见其弊。“枚乘杂诗九首”尚待考论,在文学史上,可谓独步当时,“丽旨腴词,文章领袖”,并非虚言,实为理解枚乘之壶奥。

《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

本文对于汉代大赋名篇《七发》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创作动机及其构思的特点，都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看法。文中的“楚太子”、“吴客”云云并非向壁虚造，而是反映了汉初吴楚两国之事。枚乘青年时仕于吴王濞，高后之时楚元王之太子辟非有病，先于楚元王而卒，枚乘作为吴王的门客而受命探病，讲述广陵观涛等以娱其心，为《七发》创作之始。后吴王濞有谋逆之心，而事尚隐密，故邹阳、枚乘均借事设喻，委婉地加以劝阻。《七发》中所谈养生保寿的道理同枚乘两次上吴王书所反映的思想一致。《七发》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出要向太子讲论“要言妙道”，实际却没有讲，乃是以此为由头，希望当面陈述一些关系重大的话，采用了文内文外结合的办法。正由于其实质在以此为“语端”进而谈政治上安身立命的道理，故才说到“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论文还对枚乘生平作了考述，此亦为以往学者所未及。

枚乘卒年与枚皋生年新考

枚乘约于文帝后元七年与或景帝前元元年去吴游梁,景帝后元元年返回淮阴,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卒,时年约七十三岁;枚皋生于景帝前元元年(前156),武帝建元二年上书梁共王后为郎,建元四年获罪后逃亡长安,元光元年(前134年)遇赦,并上书自荐,以赋才为郎。

枚乘的创作、思想与行迹论略——以对其作品语源的考察为中心

枚乘是西汉前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通过对其作品语源的考察,可知其思想兼综纵横家、道家、儒家、兵家等,其中纵横家、道家、儒家的思想在其身上有明显的体现。枚乘的人生去取均与此多元思想与人格密切相关。而思想兼综诸家的情况在西汉前期文人中具有普遍性,它是战国末年以来诸子百家由争鸣走向融合的思想与学术生态的反映。

《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作时新探

《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九首"有八首见于《古诗十九首》,这九首诗陆机都有拟作,称作"古诗"。九首中有六首无论从题材、内容、风格还是从篇幅看,都接近民歌,文献中又称其中几首为"乐府"或"枚乘乐府",说明它们本是民间作品,后被收集入乐府,可能曾经过文人的润色。另外三首为文人之作,而从诗本身可以看出是西汉时作品。总体来说,《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应是西汉时文献所传,后来全被看成枚乘之作。

对文学史著枚乘《七发》研究的三点质疑

从古代学者到当下各种文学史著作均认为枚乘的《七发》写了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畋猎、观涛、要言妙道七件事,但文本内容与形式鲜明显示,《七发》实则写了＂八件事＂,即＂畋猎＂实为两件事：畋猎与军演,而在汲古阁本《文选·七发》中＂军演＂却被＂漏掉＂了。这背后的原因,很值得思考。历来学者公认为《七发》仅肯定最后＂要言妙道＂事,此亦误解。其实,它是对所列八事的全部肯定。对＂要言妙道＂的理解亦存在重大误区,《七发》本身就是＂要言妙道＂。这些都亟待修正。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汉书·枚乘传》中“二十四郡、十七诸侯”考辨

《汉书·枚乘传》中"二十四郡、十七诸侯"的提法,对研究西汉时期政区地理的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前的研究都对此存在一定误解。二十四郡中应当包括东海与长沙二郡。十七诸侯指的则是未参与叛乱的诸侯总数。

试论枚乘《七发》的文化渊源

枚乘《七发》绘形、绘声、绘色地展示了音乐之美、饮食之精、车马之盛、游宴之乐、田猎之兴、观涛之壮,悦人耳目,快人心意,结构上"始邪末正",这种独特的内容与形制,根植于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中,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礼乐文化心理结构。

枚乘赋颜色词研究

本文以汉赋中代表作品枚乘三篇汉赋11个颜色词进行了封闭性的统计,对这些颜色词进行了组合及聚合分析描写,并对其语义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我们认为枚乘赋颜色词使用兼含客观性、主观性及其隐喻及转喻的多重表现形式。

枚乘诸赋创作时间考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以求准确考证西汉著名赋家枚乘的《梁王莬园赋》《七发》《临霸池远诀赋》等作品的创作时间。

散赋作家枚乘——《汉赋研究》之一

一汉赋由骚赋发展到大赋,中间经过了散赋这个过渡阶段,代表作家是枚乘。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枚乘有赋九篇。但现在保存在《西京杂记》、《文选》、《古文苑》和《艺文类聚》里,却只有《七发》、《梁玉菟园赋》、《忘忧馆柳赋》三篇,而且后两篇的真伪问题尚未解决。枚乘的代表作是《七发》。这篇散赋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呢?自古以来就有争论。

试论枚乘的《七发》

枚乘的赋,传下来的有三篇:《七发》(《文选》卷三十四)、《梁王菟园赋》(《古文苑》卷三,又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忘忧馆柳赋》((古文苑》卷三,又见《西京杂记》卷四,称《柳赋》)。后两篇学者多疑为伪作,可信者只有《七发》。在赋的发展史上,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一个由《楚辞》骚体向骋词体物的典型汉赋的过渡阶段,那么,《七发》就是这一过渡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论枚乘在文、景大一统政权过渡期的典型意义——兼论汉初士人从游士到士大夫身份的转型

枚乘初为吴国游士,后至梁国转为文学之士,并终以文章称美后世。其一生表现出的政治期许和人生追求的转变,体现出在文、景大一统政权过渡期游藩士人在不断健全的中央集权统治下从诸侯游士向朝廷士大夫转型的典型特征,意义不容忽视。武帝时期,大汉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然定型,士人亦完成了自身由游士到士大夫的转变,成为士人命运的转折点。

传一代文风 定一体风格——枚乘《七发》赏析

枚乘《七发》传一代文风,定一体风格,开创了汉体大赋的新气象。此赋构思布局,精心安排;另外,“腴词云构,夸丽风骇”:①铺写起伏,文势曲折;②想象奇特,形象壮丽;③笔势多变,用辞富赡。

枚乘《七发》主旨新论

枚乘《七发》主旨新论王增文枚乘《七发》的主旨是一个自古以来争论未决的问题。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指出：“枚剩寓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选·六臣注》李善说；“孝王时，恐孝王反，故作...

论天下之精微 理万物之是非——汉赋家枚乘散记

春天到了。枯黄的淮海大平原变绿了,连绵不断地在天空下伸展着。一条大路把原野一分为二,路面车辙道道,在阳光下泛出条条金线;那金线向前延伸,仿佛一直通到了天上。 路上,一辆带有车盖的四轮牛车缓缓地向西移动,车轮上裹着厚厚的蒲草,滚动时发出很有节奏的“扑扑”声。车上,除了赶车的外,还有两个人:右边的一个穿着外带罩衣的皂袍,头冠上横别着一根长长的头簪,头簪一头垂挂着玉坠,特别显眼,一看就知道是朝廷的特使;另一个穿着裘衣,头戴白鹿皮小帽,白发苍苍,看来早已年过古稀。这老人,就是当时名震天下的汉赋家、淮阴人枚乘。他正奉诏西赴长安侍驾。 这是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刚刚即位,就遣使臣专程赴淮,“安车蒲轮”,接枚乘西去长安,以了却做太子时就对枚乘脍炙人口的辞赋和深远的谋略的仰慕之情。

枚乘和“七”

汉初重要赋家枚乘，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他主要生活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做过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之臣。

枚乘集的文献史

枚乘是汉初的重要作家,枚乘集的文献史表现为作者、作品(文本)、作品集的制作者和作品集的读者四个界面。作者和作品界面,结合史传勾勒枚乘的生平事迹与作品系年,讨论部分作品的真伪性问题。制作者界面,详述枚乘集的编撰和流传,特别是以现存的四种编本为重点,考察集本亡佚后在明清时期得以重编的过程。读者界面,依据现存枚乘集的序跋和制作者的校订,以及唐以前人的评论,展现阅读和理解枚乘集(作品)的过程,初步构建出枚乘作品的阅读史。以此四个界面相互结合,整体揭示出枚乘集的文献史,为拓展文学史研究的边界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