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报”观念和逻辑与“三言”的叙事

“因果报应”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古代小说接受果报观念 ,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结构思维上。以“三言”为例 ,“果报”观念和逻辑在构思起结、表达劝惩方面非常明显。既有沿袭传统之处 ,又有所变异 ,并且集中体现在对待有悖传统礼教的男女情爱的态度上。“果报”观念和逻辑的贯注 ,深刻地显明了冯梦龙的道德评价、情爱观念 ,但亦有损“三言”

略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的因果报应观念

因果报应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一个母题，因果报应观念渗透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叙事作品的发展及特质，在操作层面上具功能性意义，而尤其影响到叙事结构的民族特色，对因果报应观念的文本分析，不应局限于宗教角度，而应取历史的发展的角度。

论因果报应观念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传入,对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家的思维模式,还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的结构模式,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一种最常见的模式。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情报”观念

基于相知相悦爱情基础上的情报模式，具有现实追求的色彩。它不只是对陈腐说教模式的简单移植，亦包孕着对虚幻报应观念的改造和摒弃。适应了市井细民的渴求，反映了晚明世俗百姓的审美趣味，张扬和明示着文学适应市井平民的文学趋向。作者立足于市井风情的文学在场，秉承以情抗礼的超越姿态，闪烁着人本主义的思想光华，从而抒写一曲生命精神的颂歌。

道德箴规与中国文学叙事的救赎情结

惩恶扬善的道德箴规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民族心灵文化图景上形成一种追索历史、质问自我的叙事张力,这种拷问灵魂的理性主义取向,影响着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发展轨迹。对人性的挖掘,对故事结局的设置,呈现出一股基于民族心理积淀的救赎潮流。现实生活中的巨大情欲磁场,促使神道设教向人情回报位移,道德说教流于形式,其针对现实社会的救赎效果往往被汹涌的写情道俗思潮所冲蚀,受到一定范围的打压,消解了它的道德震撼效应。

残忍意识对生命的漠视——兼谈《金瓶梅》中的“死”

残忍意识的出现和存在,除了政治的因素之外,还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反映。残忍意识表现为残忍行为,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其实假说地狱中的各种酷刑多源自人间的暴虐行为,反过来又在现实中产生副作用。贞节观与因果报应现念合流,可以共同起到精神控制作用。

小说因果报应模式对叙事及人物塑造的影响

因果报应观念来源于佛教教义，并与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文化、道家阴阳五行循环论相契合，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究其影响，在社会心理方面，形成普遍的善恶报应、转世轮回的社会心理效应。在文学方面，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化特征。在魏晋时期佛家自神其教的文言志怪小说中，因果报应观念作为宣教的主要内容，大肆散播。“宋说唱文学中“说经”一支也专以果报宣传为职事。然而，果报作为一种普泛的小说内结构，主要是在明清才变得日益明晰突出。”从六朝到明清，随着小说的发展，因果报应从小说叙事的目的转变为小说叙事的艺术审美形式，并成为我国古代小说的“普泛的内结构”模式，即古代小说叙事中普遍存在的因果报应模式。

因果报应的柔性化——谈《狭路逢》

一般认为，话本小说在清代走向了衰落，而导致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道德教训的加重。其实，清代短篇白话小说的道德教训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其中确有一些作品训诫连篇，不堪卒读。但也有一些作品的道德教训较之以前的话本小说非但没有加重，反而减弱了、变调了，如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及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等都是如此。最值得关注的是，即使是所谓道德教训，内涵上也往往有所不同。作为道德教训思想基础之一的因果报应观念，在清代短篇白话小说中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说集《人中画》中的《狭路逢》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