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枢密院所设林牙考

林牙是辽朝特有的官职,汉语意为“学士”。辽朝枢密院分为北枢密院和南枢密院,设有林牙官职。北面林牙与北院林牙、左林牙是同一官职的不同写法,此官职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枢密直学士。《辽史·百官志一》大林牙院条下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北面林牙即左林牙,均应归属北枢密院。《辽史·百官志三》翰林院条下南面林牙、《辽史·百官志一》大林牙院条下右林牙以及《辽史·百官志二》行枢密院条下右林牙,实为同一官职,即南枢密院中南院林牙。辽朝北枢密院掌群牧事务,《辽史·百官志二》总典群牧使司条下群牧都林牙归北枢密院统领。

从干办官到计议官——南宋初年枢密院新设属官考略

为应对军政形势的剧烈变动,南宋朝廷增设了枢密院属官——干办官,以协助处理军政事务,随后改为计议官,这预示着宋廷赋予了计议官更为重要的机速、赏功之责。计议官不仅负责措置战争所需、宣谕抚定地方,而且有监察地方军政的职能。计议官来源广泛,往往是军政才能突出的吏干之才。虽是临时差遣级别较低的朝官,但计议官代表宋廷出使,颇有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之效。其作为南宋初年枢密院新设属官,虽是临时、权变的设置,却在南宋初年发挥了重要的军政作用。

正史无载的南宋枢密院左丞郎惠考——基于留世石像生和家谱等多重角度

舟山明清各代方志均载有“郎枢密墓”,且有多件石像生留存,但对墓主的身份及其家世,当地文史研究者多方探索而未得,以致各种猜测流行。舟山历经多次“海禁”,文化断层明显,考证该墓主可使舟山的宋代文化拼图更加完善,也有益于宋元职官等的研究。在梳理“郎惠墓”遗留的石像生等基本情况后,基本排除了元明时代可能人物,通过考察石像生身上的宋时衣冠特点,再从留世的郎氏家谱入手,确定墓主为南宋嘉定时期的枢密左丞郎惠。分析宋末的时局和政局,推断其家族曾至舟山躲避战乱灾荒,并依附当时的权相史弥远。

辽代契丹北枢密院的设立、职官设置及其特色

契丹族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辽朝建立以前,具有其本民族特色的官制系统已初见轮廓。但《辽史·百官志一》“北面朝官”条下所载的“契丹北枢密院”,在辽世宗以前却无迹可寻。如今,关于辽代契丹北枢密院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已有若干论著。然而,由于史料零散、缺漏严重,加之各家对史料看法不同,因此在观点上也难归于一。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契丹北枢密院的设立、职官设置以及由此而反映出来的契丹北枢密院的特色予以深入探讨。

从枢密使到枢密院——唐代枢密使演进轨迹的再考察

枢密使是唐代极为重要的宦官使职。关于唐代枢密使始置年代、有无从使到院的发展过程等问题,学界分歧较大。通过对枢密使的演进轨迹的考察可知,唐代枢密使始置于代宗时期,最初不置司局,设施简陋,宪宗时期始置枢密院,但是仍为一使,至穆宗时期始设立两使,分上下两院,并最终发展出与翰林学士院并立的一套文书系统。唐代枢密使的权势上升过程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卑品官升为宰相的轨迹并无二致。

金初枢密院建制辨析

金初枢密院建制的探讨从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外山军治开始， 一直以两枢密院制为起点。本文从辽代官制入手， 引用相关史料， 详加剖析， 得出金初枢密院仿辽南面官的“汉人枢密院”而设。金初枢密院为一枢密院制， 而非两枢密院制。从而对研究金代官制及金初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上枢密韩太尉书》的含蓄美

宋仁宗嘉祜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苏洵去京师，在京城得到了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赏识。嘉祜二年，十九岁的苏辙与兄苏轼同中进士。苏辙在高中进士后给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一篇干谒文，文章着重阐释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者气之所形”，同时表达了对韩琦的仰慕之情及拜见之意，但在表现仰慕韩琦时，苏辙行文中没有流露出攀高枝、求高官的意思，只是将求见高人心切。盼望高人指点以达养气目的的内心表露出来了，文辞恳切，才华毕显。

浅析辽代枢密制度的演变及影响

辽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由契丹民族建立的重要政权,其统治长达200余年,对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辽代的政治具有较为鲜明的特殊性:既综合和接受了历代汉制的精华,又保留有不少自部族时期延续下来的契丹民族遗风,这一点在辽代的枢密制度中也颇有体现。辽代枢密院前承唐制,又融合了诸多契丹特色,进而形成了三个枢密院。辽代枢密院的组织机构相对庞大,机构内官员人数众多,管辖范围也非常广泛,涉及到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领导军队、监督税收、官员选拔等各个方面,是辽代政治制度中的重要一环。辽初,国家的最高统治机构为宰相府,而随着辽代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以及政治机构的演变发展,枢密院不断发展成为总揽全国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机构。总之,枢密院是辽代政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枢密院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后来金、元两朝的枢密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三十年来辽代枢密院研究述评

辽代枢密院研究一直是研究辽代政治的重要问题。从检索的文献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国内学者张亮采、傅乐焕等人,这些研究都比较零散,没能形成系统性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石刻资料的不断发现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辽代枢密院研究越来越系统化,出现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选取一些比较系统、权威的文献及观点,主要是从辽代枢密院设立渊源、时间、职官设置以及执掌权限、汉人枢密院等问题来进行综述与评议,希望能为辽代枢密院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赵翼“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考辨——兼论金朝中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

金朝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赵翼认为"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此说不确。金朝自熙宗至金末,宰相对军事的参与是一直存在的。金朝后期,枢密院独立性明显增强,但未脱离尚书省节制。天兴元年(1232),省院合一,枢密院取消,是金朝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关系的最终结局。

试论宋仁宗朝宰相兼枢密使之职权

北宋前期,宋朝中央主管民政的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并为"二府",共同参与朝廷军国大政的决策,二府长贰官员构成了北宋前期的宰辅决策集团。随着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及内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二府权能及军事决策机制不断调整和改革,庆历时期,宋仁宗继太祖之后第二次实行宰相兼枢密使制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二府军事决策机制调整的背后凸显出宋朝皇帝军事指挥能力下降的同时其治国的基本方略却得以巩固和提升。

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

学术界关于宋代相权削弱的观点 ,其核心论据是将枢密院视为分割宰相权力的一个建制 ,认为宋代军权由枢密院专掌 ,中书宰相无权过问 ,仅是行政首脑而已。其实 ,在两宋时期 ,宰相的军权自始至终一直存在 ,并且渐次加强 ;与此相对应的是枢密院的权力、地位逐步削弱 ,并最终沦为宰相的下属机构。这一局面的形成是由宋代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所决定的。宋初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也决定了以枢密使专司军政的目的是分割、削弱枢密使权力 ,还政于宰相。

辽代契丹南枢密院探讨

契丹南枢密院是主管行政事务和有关经济事务的部门 ,相对于北枢密院 ,其侧重于管理民事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辽代契丹南枢密院是从汉人枢密院过渡而来。且其过渡结束的时间为应历年间 (公元95 1— 968)直至兴宗即位前 ,契丹南院枢密使全部为汉人。既使在辽圣宗统和年间以后 ,随着封建化改革的推进 。

论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

枢密使一职初设于唐代中后期 ,五代时期有重大发展 ,呈现出与唐代枢密使不同的特点 :一、改由士人充任 ,二、完善了枢密院的机构建置 ,三、其权力的实施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五代时期枢密使的权势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五代时期特殊的政治、军事局势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特点决定的 ,再加上枢密使自身的特殊条件 。

交流与借鉴:宋与高丽枢密院之比较研究

唐末掌管皇命出纳、诏旨宣谕的枢密院,经过五代、宋的发展,成为掌管中国军政的最高机关。宋代枢密院的体制对邻邦高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丽和中国宋代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高丽借鉴宋朝很多,其中,也借鉴和发展了宋代的枢密制度。但是,对于两国的枢密院目前尚缺有机结合的比较研究。因此从宋和高丽两国枢密院的设立目标、组织机构、职能等方面,来分析宋代对高丽产生的具体影响,对于深入研究中韩政治文化交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都铎时期经济社会视野中的枢密院

16世纪英国激荡剧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使得都铎政府机构和制度发生了"行政革命",在此过程中,原为国王个人御用机构的谘议院被逐步改造成了实际上的中央政府——枢密院。作为最高权力中枢,枢密院对英国当时的国民经济生活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和调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枢密院的上述作用又是有限的,而这又是由都铎王朝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

金朝后期行枢密院设置

金后期为戍守疆土、镇压红袄军及同南宋、蒙古作战,设置有多处行枢密院。行枢密院是枢密院的派出机构,有极强的军事性,它们或配合行省作战,或在枢密院指挥下单独进行军事活动。宣宗以前行枢密院设置很少,贞祐南迁后,设置逐渐增多。

辽朝枢密院一院多使现象与制度渊源

辽朝共有北南二枢密院,但每一枢密院可以由两名或以上枢密使共同执掌。辽朝的知枢密院事实乃未经正授的枢密使,因此当辽朝同一枢密院内有枢密使与知枢密院事并立,实际上也相当于该枢密院同时受两位同级别长官管辖。辽朝枢密院一院多使现象的制度渊源来自于五代,一方面因袭了晚唐五代两名枢密使共同执掌枢密院的传统,另一方面继承并推动了枢密院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