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1窟西方净土经变图像考释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1窟是高昌回鹘晚期(公元13世纪)营建的一个重要洞窟,壁画题材比较复杂。本文主要对该窟的正壁、左侧壁两铺西方净土经变图像进行考察。比照佛教典籍“净土三经”相关内容辨析后认为,该窟的正壁、左侧壁两铺西方净土经变图像均为观无量寿经变题材。并且,本文比较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1窟左侧壁观无量寿经变与敦煌石窟观无量寿经变发现,前者的“中堂”配左右条幅构图形式、画面解读设计、图像内佛寺院落建筑类型和式样,以及题材组合,均源于后者。这也为敦煌石窟佛教艺术向西传播提供了一个鲜明例证。

柏孜克里克石窟保护与开发利用

对石窟的保护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2022年初,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推出了考古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其中石窟寺考古是培养重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柏孜克里克石窟群是吐鲁番地区现存洞窟最多、壁画最丰富的石窟群。本文运用实地考察的方法,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出发,在分析柏孜克里克石窟保护情况的基础上,用近年来战略转型中的观点探讨柏孜克里克石窟在未来采取的可行性保护措施的方向。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

考释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券顶的壁画,确定其中6幅壁画出自《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推测其余壁画大多出自该经。结合两侧壁壁画分析,认识到该窟是一个以观音为主尊、内涵丰富的洞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的考证,揭示了北宋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同时纠正了以往学界对第17窟年代的推定,即并非唐西州时期。结合窟内供养人族属的认定,我们初步将该窟壁画的绘制年代界定在北宋初(10世纪末)至回鹘归顺蒙古之前(13世纪初)。

管窥柏孜克里克石窟总体设计思想

柏孜克里克石窟以最为丰富与独特的高昌回鹘壁画闻名于世。从设计学角度来看,柏孜克里克石窟总体设计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隔而不绝,因地制宜;敬像如敬佛;至高无上的佛教思想;吐鲁番本土设计思想。

略论柏孜克里克石窟新发现的汉文《金刚经》残卷

自北魏至隋唐,《金刚经》汉译本曾在今吐鲁番地区流行一时,以柏孜克里克石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化遗址就出土有多件写本残卷,其中尤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数量最多。此经的流行,既与其言简意赅宣扬佛教义理相关,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特别是中唐以降,唐朝中央政府在政治及文化上都对西域实施了有效的管控,加之唐玄宗本人对《金刚经》倍加推崇,极大地促进了此经在传统汉文化积淀极深的高昌地区的进一步流传。

柏孜克里克石窟宝相花图像研究

随着佛教传入我国,佛教艺术开始繁荣发展,大量植物纹样与本土纹样相结合,形成了丰富并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纹样。宝相花图像是中国佛教艺术植物纹样中的代表之一,也是柏孜克里克石窟众多植物装饰纹样的典型。本文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宝相花图像进行分类研究,了解其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与敦煌壁画中的宝相花纹图像进行比较,证明两地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发展过程。

浅析柏孜克里克石窟回鹘佛教壁画的艺术特色及渊源

在9世纪晚期到10世纪初期,回鹘其中一支部族到达吐鲁番,以高昌为中心建立回鹘高昌王国,并归依了当地盛行的佛教,柏孜克里克成为回鹘高昌王国的王家寺院。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高昌王国经济繁荣,国势强盛,佛教发展达到鼎盛之时,尤其此时的誓愿画数量众多、规模宏大、色彩绚丽,是高昌回鹘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文章以柏孜克里克石窟回鹘时期壁画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艺术特色以及历史渊源,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兼收并蓄了丝绸之路沿线多种艺术营养,又根植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形成了独特的、具有中国地方民族特色的高昌回鹘佛教艺术,彰显了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审美理念和艺术风格。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1980年出土佛经残片整理订补

在吐鲁番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及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将柏孜克里克石窟1980年出土的一批文书库存状况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一书核对比较,可知有部分原书编号有误漏,无法与库存文书原件一一对应,也出现了同书前后文书编号相互抵牾之处;另有一些佛经残片该书漏收,据以补充;80TBI∶642a在《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中刊有录文及黑白图版,但黑白图版不甚清晰,对其重新录文。

柏孜克里克石窟“誓愿画”研究述评

“誓愿画”是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特有的绘画表现形式,构图程式化,包含多种题材,这些壁画内容取材于本生或佛传故事。本文对“誓愿画”的研究史进行梳理,按时间顺序进行综述,总结前人对“誓愿画”研究的三个阶段。总体来看,学界对“誓愿画”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只是零星进行,随着相关文献和图像的公布形成体系,构成了后来研究的基础。但相关研究仍有不足之处,尚未真正达到经典题材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高度。

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地仗层空鼓加固保护实录

空鼓是壁画地仗层与支撑体之间由于黏结性能丧失或减弱,导致地仗层和支撑体分离。它是目前新疆境内石窟壁画分布十分广泛且破坏性较大的病害之一。空鼓的发展会直接导致壁画片状或整体脱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本文通过对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空鼓的探究及保护,从实践中总结出适合该地区壁画空鼓的保护修复方法。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吐鲁番文献拾遗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吐鲁番文献中新近比对出五件重要文献残片。其中残片80TBI:395a可与已比定的晋写本《汉纪》缀合。残片80TBI:456-6a能与此前已比定的两件《通玄真经》缀合,但依据敦煌本推定,这三件道经应定名为《文子》。残片81TB10:02a为佚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同P.3904本为该经疏另一写本系统,尚属吐鲁番地区首见。残片80TBI:389慧净《金刚经注》与此前已比定的佚名《金刚经注》为同一写本。汉文、回鹘文对译抄写的80TBI:744-1a、2a彦琮《众经目录》残片则证明了高昌回鹘时期也曾流行过这种经录。这几件吐鲁番文献的发现,不同程度反映出该地区文化交流频繁、文本传播多样的历史面貌。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诸石窟遗存回鹘文题记语言学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开凿于麴氏高昌时期(499-640),唐西州时期称之为“宁戎寺”,高昌回鹘时期将宁戎寺称为柏孜克里克,并成为王家寺院,它是吐鲁番现存壁画规模最大,保存较好、壁画题材较丰富的石窟。根据文物普查数据显示,柏孜克里克石窟共有编号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懂窟40余个。经我们调查统计,现有14个洞窟遗存回鹘文题记,从释读结果来看,内容多为香客游人来此膜拜后所留题记,偶有小部分榜题。为便于相关学科或领域学者深入研究,现从语言学角度暂对9、15、18、20、23号窟遗存的回鹘文题记进行语言学探究。

柏孜克里克第48窟铜钹图像稽考

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藏有一铺珍贵的新疆石窟地坪画,为德国探险队的勒柯克从柏孜克里克第48窟地面剥离。作为新疆地区目前所见唯一表现音乐内容的地坪画,它对研究古代佛教仪式音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描绘了净土世界景观,还写实地记录了当时宗教仪式的供桌及铜钹乐器。通过对这一地坪画的稽考,可知铜钹在中古时期音声体系中具有乐器与法器的双重性质,洞窟所具的超荐亡灵功能,以及古代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情况。

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的犍陀罗因素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受到了犍陀罗佛像的影响及其风格的浸润。西域壁画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屈铁盘丝的线条和西域凹凸画法,这种画法对柏孜克里克壁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最后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回鹘风格。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5窟回廊壁画工艺的初步分析

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东北约40余千米的火焰山山腰上,现存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洞窟40多个,现存壁画面积1200多平方米(图一)。柏孜克里克石窟开凿于约5世纪。唐代时期曾进行了重修和扩建。8世纪末期,吐蕃人控制吐鲁番盆地,将藏传佛教也传入吐鲁番,吐蕃人在吐鲁番时间较短,开凿的洞窟也较少。9世纪中叶,回鹘人迁徙到达吐鲁番,以高昌为中心建立地方割据政权高昌回鹘。

新疆高昌地区壁画中的花朵研究

纵观高昌地区创作的壁画,都绘有手持花朵的人物形象,本文主要研究壁画中的花朵图形与象征意义、供养人的形象与特点以及宝相花图形的传播,发现其中的审美价值与历史价值。

新疆壁画中的药师佛图像研究

新疆石窟壁画中的药师佛图像资料,现存于库车县的库木吐喇石窟、阿艾石窟和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中。库车县的东方药师净土变和药师佛尊像属于唐代,而吐鲁番的东方药师净土变图则为对唐代安西壁画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西州回鹘时期的艺术。这些图像资料体现了新疆自古以来多民族文化并存的特点,也体现出在多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艺术的发展存在统一性。与敦煌莫高窟相关题材及藏传佛教相关联,又体现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艺术宝库中的多元性、融合性。

叙事与象征——音乐文献学视野下的“奏乐婆罗门”研究

作为大型涅槃经变中常见的构图内容,传统美术图录中名为“奏乐婆罗门”或“外道奏乐图”的图像学母题,通常表现为数身婆罗门形象的世俗乐伎在释迦遗体周围以钹、鼓、琵琶、笛、拍板等乐器进行乐舞表演。然而因为这一图像学母题在早期佛教原典未能寻获相应的叙事文本,长期以来学界对这支世俗乐队的身份以及乐舞内容的性质存在较大分歧。本文通过音乐文献学视角的解读,指出“奏乐婆罗门”图像源自中古中国发展起来的一种仪式歌咏,并借助敦煌写本《佛母赞》的材料发见,揭露其本质为一种汉地佛教赞颂文本的视觉迻译,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省察其图像学内涵,结合当时中国教坊音乐的比较,揭示这种图像叙事中所刻意表现的娱乐音乐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