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早期关系史: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中法关系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它是从13世纪时,由教宗英诺森四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往蒙元帝国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而开始的。此前,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都是经间接渠道而风传的。这两名方济各会士出使蒙元帝国,是当时大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目的主要是调查令西方人感到胆战心惊的蒙元帝国的民族、地理、人文、军事和西进动向,借机劝阻蒙古人停止征战并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蒙古人的西征,另一方面又想与蒙古人结盟而夹击他们的另一个宿敌穆斯林。使者们的部分目的实现了,其主要目的却落空了。但中西方高层之间,由此建立了直接联系,从而开启了沿革至今的中法关系史。

也谈《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所记高丽王子

1245年4月,柏朗嘉宾奉教皇旨令出使蒙古,于1247年返回欧洲。他的行纪中所记载的有关蒙古、中亚以及相关地区的资料至今仍是边疆史地研究的宝贵参考资料。在书中他提到了一位高丽王子,这位高丽王子究竟是谁,学者们各有看法。本文结合相关史料,考订其为高丽新安公王佺。

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修会

天主教会与中国的接触始于蒙元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3世纪中后期罗马教廷数次向哈剌和林(Karakorum)的蒙古王廷遣使,14世纪前期则在中国内地建立了真正的教区.随着1368年明朝的建立,这些成果很快湮没无存,并且一断就是200多年.

13—14世纪西方纪行者呈给蒙古可汗的泥金装饰手抄本

本文通过研究蒙古王朝和基督教传教士间的礼物赠予行为,探讨于13-14世纪前往蒙古首都哈拉和林和元大都的西方传教士们与蒙古首领之间的跨文化联络。本文聚焦在该时期出使蒙古地区的行程中,传教士记载的礼物赠予行为及与之相关的仪式与庆典。所选案例主要来自传教士威廉·鲁布鲁克和约翰·马黎诺里的记述,也提及其他传教士的相关事件,如柏郎嘉宾、匈牙利的朱利安、隆瑞莫的安德鲁、意大利伦巴第的爱思林纳斯、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和约翰·孟高维诺。本文开头解释了13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看待礼物的视角,并在文中展现了他们的看法与蒙古可汗的社会和政治期许之间时有冲突,以及这些冲突是如何化解的。鲁布鲁克传教士向撒里答展示的包含精美泥金装饰图画的书卷,便是例子之一。

蒙古征服时期的基督教和东西文化交流

公元13世纪初,勃兴于中亚细亚蒙古高原的蒙古族部落横扫欧亚大陆,随即猛烈地冲击和摧毁了这里的大部分政权。1222年,成吉思汗所遣的一支蒙古军队进入欧洲,击溃了第聂伯河畔的俄罗斯诸王国的联盟;同时另一支蒙古军队攻取了中国北方。六十年后,处于鼎盛时期的蒙古帝国东据中国,西占俄罗斯;从波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都处在同一个政权的控制之下。蒙古的“上天之鞭”所及之处,往往城池焚毁,尸骨遍野,

游记文学中的蒙元音乐形象释读

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内,13世纪的两位传教士的蒙古游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鲁布鲁克东行纪》成为欧洲人对蒙古人最早的专门记述,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蒙古音乐文化的两部重要参考文献;被誉为元代来华欧洲旅行家中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的意大利方济各教会会士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以及欧洲中世纪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散文体虚构游记《曼德维尔游记》,这两本游记以“他者视阈”共同构建了互为印证、互为参考的元代音乐文化。这四本游记体现的是东西音乐文化内容的双向交流与积累,并折射出蒙元音乐形象与音乐文化的历时性演进与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是欧洲社会语境与游记作者身份共同合力的结果。在四本游记中的蒙古族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等部分,可窥探13至14世纪西方人眼中的蒙古族音乐以及“多面”蒙元音乐文化形象塑造的深层缘由。

中法文化关系的孕育期:契丹追寻与中国报道

受孕于东西文明交融碰撞的中法文学交流之根本前提,是欧亚大陆两端的中法两个伟大民族的相遇相知,而人类相知相识之途,自古而来,就在于彼此间的往来、造访、交流和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历史悠久的中法文学交流史,就是中法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创造者——中国人和法国人,相遇、交流、对话的历史。作为东西文明交汇碰撞的心灵和精神场域,中法文学的相遇、交流,经历了多么漫长世纪的旅程!

13-14世纪蒙古人使用鸣镝之俗小考

本文对蒙元时期多语种史料中与使用鸣镝习俗相关的记载作了爬梳整理,指出:除用于日常射猎嬉戏外,鸣镝在13—14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生活中还承担着多种形式的职能。鸣镝不仅被用于惩戒犯有轻微过失的官民人等,也用来禳解月蚀灾异、划定地界和充当结盟交质的信物。蒙元时期的汉文文学作品中,尚保存着有关蒙古人使用呜镝狩猎的丰富多彩的记录。

古伯察向西方介绍的中国(上)

法国人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两本书,对当时西方世界认识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古伯察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他于1839年从多伦多出发,于1846年1月达到拉萨。他于1850年出版了《鞑靼西藏旅行记》（Recollections of a Journey through Tartary and Tibet，1850），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瑞典文和俄文等多种文字。

明清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一)

古代欧洲和中国,虽少有交往,但那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不甚了了,更谈不上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有什么介绍和研究。到了中古时代的1246年,有一个名叫柏朗嘉宾的意大利人到达蒙古大汗的都城哈喇和林,居住4个月后启程返欧,著《游记》介绍契丹(Kathay),第9章有一句,谓契丹国有一部(指南宋)'自有文字'。1253年,法国国王圣路易派教士鲁布鲁克出使蒙古,其中《纪行书》中亦有一章提及中国文字及书写方法:'其人写字用毛刷(即毛笔),犹之吾国画工所用之刷也。每一字合数字而成全字。'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54—1324),从1275年到1292年间。

蒙元四都记之一——窝阔台的哈剌和林

草原中的废墟公元1206年,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不断扩张势力,很快统一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其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1229—1241年在位)在1234年灭金后,即把矛头指向了南宋。1235年,窝阔台为了炫耀帝国的强大和大汗的权威,在草原深处着手建立帝国的都城,这就是哈刺和林城。在汉文史料中称为'哈剌和林'或略称'和林'。哈刺和林遗址,位于蒙古国中部南杭爱省的哈剌和林苏木内,在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220公里处。广阔的鄂尔浑平原南北长100公里,东西阔3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