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数据时代我国柔性环境执法方式改革

我国环境执法中占主导地位的威慑式执法方式以环境违法的高成本迫使企业守法,能有效遏制违法,但易忽视企业环境守法同样成本高昂。企业环境守法成本过高,将使之或冒险违法或难以为继,这都不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故还需在威慑式执法基础上加入柔性环境执法,以降低企业守法成本,提高守法效益,让守法比违法容易,从而使企业乐于守法。利用大数据的全面性、价值性、混杂性,域外柔性环境执法方式发展呈现出更具灵活性、互动性、针对性、透明性等特点,可为我国深化网络守法援助、风险导向型检查、执守法信息公开等执法改革提供借鉴。

柔性化行政执法: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解析与完善

传统行政执法方式与"服务型行政"要求有不少相悖之处,柔性化行政执法方式的制度尝试背后有平衡论、协商民主、替代性纠纷解决等理论支撑。在解析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的基础上,其制度完善可以从明确启动程序、放宽适用前提、增加协商主体、拓展协商范围以及执行和解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

浅论行政约谈制度的规范化构建

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兴的柔性执法方式最初产生于税收征管领域,随后逐渐应用于价格监管、食品卫生、生态保护、网络监管等多个领域。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行政约谈制度,对于行政约谈的规定分散在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之中,相关规定并不一致,尚无统一标准。文章通过梳理行政约谈概念、法律属性,分析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并对于这一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从行政法治的角度,促进该制度的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