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数智查控”高效干预疲劳驾驶

在交通违法打击治理工作中,疲劳驾驶是一项重要难题。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管辖区域内,涉及的重大财损人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中,绝大多数背后都有疲劳驾驶的诱因,且涉及客货运车辆占比较高。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温州高速交警支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运用“数智感知、精准干预、闭环管理”为核心的“数智查控”战法,有效打击了疲劳驾驶违法行为,切实提升了警力效能。2024年至今,亡人事故起数同比下降80%,精准干预取得了显著效果。

基于资金查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治理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资金流贯穿于整个犯罪过程,将资金查控作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切入点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案件流出发,发现资金查控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治理中存在证据层面、数据层面和人才层面三方面问题,由此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防、打击、被害人资金返还及案件证据链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上述问题及影响的成因主要与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证据认证体系、数据管理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存在密切关系。未来应建立区块链证据认证体系、建立违法资金查控专业数据库、建立资金查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资源、技术共享交流平台、建立公安机关与金融单位的合作机制相结合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侦查治理路径。

从“护城河”与“三道防线”的实践谈圈层查控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护城河”与“三道防线”,是河北省立足于自身区位特点,着眼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挥首都“护城河”的作用,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开拓创新而形成的。“护城河”与“三道防线”的实践探索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也为构建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圈层查控创造了“示范”和典型。总结和提炼“护城河”与“三道防线”经验,创新圈层查控的理论,对于统筹区域安全与发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不动产登记与法院网络司法查控协同办理模式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针对传统人工查控模式存在的“查人找物”难题,本文提出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司法查控的重要性,结合省级“总对总”方式开展的网络司法查控协同办理工作新模式,从总体思路和业务流程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并对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说明。通过在永州、益阳、沅江等3个地区的试运行实践发现,该模式可促进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查(解)封登记“全网办”“无纸化”,可实现法院与不动产登记的双向减负和效率共进,为全省范围内不动产网络司法查控的全面铺开提供支撑保障。

洗钱犯罪资金查控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大数据时代,资金查控是侦破洗钱犯罪案件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资金查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有所突破,但这一手段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数据获取条件差,二是查控思维受限、被动,三是数据分析、研判能力不佳,四是风险预警能力不足,五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不力。公安机关应当创造更多、更好的数据获取条件、转变查控思维模式、提升分析研判能力、增强洗钱风险感知敏感性、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为洗钱犯罪侦查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重载铁路公安检查站查控勤务研究——以秦皇岛铁路公安处为例

铁路公安机关在重大会议和活动期间,通过运行公安检查站对进站上车旅客和货物实施安全检查,排除各类不安全因素,对于铁路运输安全和目的地市域社会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近年来,秦皇岛铁路公安处设立的公安检查站运行成效较好,但也存在科技投入、联勤联动等方面不足,可通过党建引领、制度完善、科技赋能、联勤协作、深度统合等综合作用促进重载铁路公安检查站运行质效提升。

第四方支付视域下犯罪资金转移的查控路径

利用第四方平台实施的犯罪资金转移往往在犯罪链条中起关键的枢纽作用,极大降低了犯罪成本和被查处的风险,大量违法犯罪资金因无法被及时拦截而流失海外,进一步提高了犯罪追赃挽损的难度。侦查机关为提高此类犯罪侦破能力,应使用脚本化工具核实资金来源,借助可视化工具强化线索研判,将获取的各类数据信息进行加工整合,确定交易对手主体身份,进而由点及面,穿透出关联的可疑人员,刻画还原整体资金网络。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链预警查控的困境审视

电信网络诈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演进犯罪手段,具有犯罪主体地域化、犯罪方式多样化等特点。伴随着时代进步更新支付结算方式,电信网络诈骗资金链预警查控面临崭新挑战,呈现复杂、连续、跨域的属性特征。目前,存在涉诈资金相关的数据来源广泛、信息掌握受限,关联关系多元、信息反哺局限,资金轨迹复杂、信息研判有限等现实难题。通过加强警银协作、夯实数据质量,巩固数据收集、增强关联分析,强化技术投入、研判异常资金优化电信网络诈骗资金链预警查控,有效弥补了现有资金链预警查控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可以更好开展涉诈资金链分析研判,提升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效。

谈资金查控的概念和功能

资金查控是侦查机关依照现行法律,依托现有金融机构,通过对涉案主体的资金监控与分析,为发现、侦查、预防和控制各类犯罪案件、追缴赃款等提供支撑、帮助的一种专门侦查手段。作为第五大技术,其在主体、内容、协作部门、方法、作用和手段上都有着特定的内涵理解,其在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中发挥着整体防控与个案查处之功能,发挥着情报、证据和控制的作用。

刑事财产查控机制研究

依靠犯罪分子及其家属主动履行财产刑难以保证刑罚执行效果。执行机关掌握执行主动权,有效查控犯罪分子合法财产是财产刑执行到位的最后保障。传统的财产查控方式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借助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法院系统建立起了网络查控系统,提高了查控质效。但目前财产查控机制仍然存在审前财产查控正当程序缺失、机构协助的工作机制缺失以及财产查控方式局限等问题。要改善财产查控困境,应当完善保障财产刑执行财产查控法律程序、确立相关机关的协作机制以及创新财产查控技术和方式。

公安检查站查控基本理论建构

公安检查站查控已广泛用于重大活动安保和社会治安防控实践,比较而言,其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探究公安检查站查控的基本理论建构问题尤为必要。公安检查站查控具有法定性、临时性、非常态性和高危险性等特征,具有重大活动安保的"护城河"、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石"和"去中心化"背景下警务机制的创新等治安价值。公安检查站查控应坚持安全、服务和效率理念,其查控程序包括筛选、截停、表明身份及陈述理由、检查和检查结果处置等环节。

违法犯罪资金查控系统的技术应用与优化路径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可视化分析技术等信息科学的发展,在经济犯罪侦查中,违法犯罪资金的网络查控和分析技术也日新月异,违法犯罪资金查控系统的设计和构建中,在宏观领域要应用云计算、数据挖掘、数据仓库、网络安全等新兴技术支持查控平台建设,在微观领域也要运用金融信息检索、电子数据调查与取证、数据清洗和可视化分析等各种技术手段进行情报研判。根据违法犯罪资金查控平台和资金分析技术的应用情况反馈,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等因素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其主要的发展、优化路径聚焦于资金查控数据质量的升级、第三方支付平台数据的拓展,以及发展智能研判技术、增加人像识别辅助、推进专业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升数据质量标准,才能保障后续资金分析的可靠性;纳入第三方支付平台数据,才能有效打击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犯罪资金快速转移;引入人工智能,是案情分析研判的未来引擎;增加人像识别辅助,有利于提升大数据侦查的效率。推进以上专业技术的创新,可以使违法犯罪资金查控平台日臻完善,资金分析技术得以持续发展,实现大数据与经济犯罪侦查的完美融合。

资金查控:金融信息在侦查中的深度应用

金融信息无疑是经济社会中一种最基本、最全面的数据信息。这种数量巨大、范围广泛、质量高的数据信息是侦查工作的优质资源。但金融活动的日新月异给资金查控带来了巨大挑战,与银行等金融部门的沟通不畅也对侦查工作形成了障碍。当前资金查控运用方式缺乏主动性,对金融信息深度挖掘与加工不够,无法形成深层次的情报产品,无法对资金流通渠道进行有效控制。资金查控需要公安机关和各协作部门形成便捷、通畅的协作机制,构建方便快捷的协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双向交流;需要加强资金查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培养一批资金查控方面的专家、能手,并带动整个侦查部门资金查控能力的提升。

法院执行的机遇、挑战与应对——以执行财产全国联网查控为探究契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的要求。人民法院传统的执行模式已难以顺应时代发展需求,面临极大的挑战。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精神的指引下,司法执行体制的完善与发展引来了新的契机,司法执行制度的改革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为此,本刊特设立"司法执行制度改革的挑战与应对"专题,其主要内容:以执行财产全国联网查控为契机,顺应大数据时代法院执行发展趋势;我国参与分配制度一直扮演着准破产制度的功能,有必要使参与分配制度回归破解执行竞合的功能,并对参与分配制度申请条件做相应调整;基于我国国情,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和解形式了结,然而现行法律对执行和解并未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有必要深入分析执行和解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为今后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建立提供理论参考;非金钱给付义务案件的执行,当事人异议大,法院手段缺乏,实际执结率低,有必要完善迟延履行金制度;随着2013年《公司法》的修订,造成了实务中如何实现对股东的追加执行,面临一定的困境,应当从规范股东追加执行的适用条件等诸方面入手,完善股东追加执行制度;为避免网络司法拍卖可能存在的缺陷和负面影响,应当对网络司法拍卖的信息管理和程序运行规则进行正确、合理的设置。这些文章的探讨,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司法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由“毒驾”车辆查控说开去

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酒后驾车作为道路安全的重大隐患，早巳成为一种常识而深入人心，而与饮酒同样被《道路交通安全法》列为机动车驾驶人上路前绝对禁止行为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却有着难以承受之“轻”——长久以来，无论是社会大众、主流媒体还是警务部门，都没有对吸毒后驾车——“毒驾”造成的隐患给予足够的重视。面对新情况，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地做好相应准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遏制。

“警力优势”视野下交通警察车辆查控中的安全防护

由于车辆查控环境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因此,车辆的查控具有不可预测的危险,导致车辆查控中交通警察的人身安全面临较大的威胁。从"警力优势"视野下看,交警车辆查控中的安全防护也存在着警务实战能力不强、警用装备运用不足、缺乏高科技手段、协同作战能力不强等诸多问题。所以,应通过完善警力配置优化警力结构、加强警用装备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及技术的投入、强化协同作战能力等途径来保障交通警察的执法安全。

警察在车辆查控中的执法安全研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机动车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其人均拥有量也是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与机动车相关的刑事案件也急剧增长,近年来,在查处与车辆相关的案件中警察伤亡现象呈现高发的态势。特别是近年来酒驾呈高发态势,饮酒驾车、醉酒驾车肇事致人死亡的案件频频发生,公安机关也把严查酒驾作为新时期车辆查控工作的重点,而在执法活动中警察伤亡的事件却屡屡出现。

论边防查控行为的性质

本文是<边防查控行为可诉性再研究>的续篇.针对徐丹彤、刘红岩<再论边防查控行为可诉性>(见<武警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的观点,提出查控是边检站基于检查权而对交控单位予以协助的职务协助行为,在法律后果的承担上,认为边防查控行为中的国家行为、刑事侦查行为不可诉,其他查控行为应可诉,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警察车辆查控实战战术研究

根据不同警种、不同查控任务要求,车辆查控可分为一般车辆的违章查控,涉酒驾、毒驾的查控,检查站查控,治安设卡查控,特定目标查控等几种形式。针对不同的查控任务规范设计、合理选用不同警戒级别的车辆查控战术,将警察车辆查控最小执勤单元、装备与设施完美结合,使车辆查控行动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可操作性,同时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防范危险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