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的查明责任与诉讼模式

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法官探究案件事实的方式差异极大,当事人主义模式之下的法官多承担消极的查明义务,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衡平主义诉讼模式则取折中态度,要求法官和当事人一起完成证据材料的查找与收集来探明案件真实。基于此,我国诉讼模式的选择需以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及辩论权为前提来追求诉讼义务的平衡。

论民事诉讼中的查明责任与证明责任

不同的诉讼模式,法官所承担的证据责任差异极大,当事人主义模式之下的法官多承担消极的查明责任,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则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查明与证明责任皆表现为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实际态度及应对,二者界限不明导致实际操作上的障碍与低效,甚至无法探究到或错过案件真实。

外国法查明中当事人查明责任被扩大化的问题研究及其矫正

外国法查明是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的前提,我国出台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此都作出了相关规定。但由于我国立法中对外国法查明主体的责任分配规定不明,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当事人的外国法查明责任被扩大化的问题,从而引起"无法查明外国法"的案件频出,不仅无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使《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无法得到有效适用。为了对此问题进行矫正,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外国法查明责任分配的立法,另一方面要完善查明外国法的途径,此外还要对法院认定"无法查明外国法"进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有效解决涉外民事纠纷并维护好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保证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公正性。

涉外案件适用什么法律,由谁来查明

我国现行立法肯定了法院和当事人分担责任的模式,但未能有效考量法院与当事人两方利益主体的实际地位,从而影响了查明责任分配的合理性。因而,在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应当考虑法院作为特殊利益主体的地位,从而依据利益衡量原则对法院和当事人的查明责任加以合理分配。

无法查明外国法:认定标准和滥用防控

外国法的查明一直是制约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瓶颈,对无法查明的滥用则是这一瓶颈的直接表现。《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试图明确查明责任和无法查明的认定,但仅从"查"的层面进行限制仍无法防止法院滥用,故需在实践操作层面整理现有的无法查明认定理由,厘清查明责任明确前提下外国法无法查明的认定标准。《适用法解释(一)》确立的"合理标准"给认定外国法无法查明留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需通过判决书说理、拓展查明途径等方式防范法院滥用。

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外国法查明问题探讨

在外国法的查明制度中,有关查明责任的问题,审判实践中可采取一些具体措施而对决定查明责任的外国法性质规定予以“模糊”处理;有关查明途径的问题,应从全方位来扩展查明渠道,只要有质证程序的保障;在不能查明时的补救措施问题上,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显然比其他传统做法更为合理。

准确查明和适用域外法的标本意义

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天域(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数字天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何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域外法查明的规定不够系统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存在查明责任不清、查明途径单一、查明程序不规范、认定标准不统一等瓶颈。

“一带一路”倡议下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涉外民商事争议呈现出的数量增多、类型多样化特点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密切相关,使得司法实践中处理纠纷所依据的外国法查明立法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针对现阶段查明责任分配不清、查明主体态度消极、查明途径与期限模糊、滥用无法查明等减损制度运行实效的瓶颈问题,应该通过改进立法设计、发挥司法主导作用、补足配套措施三条路径加以改进,由此构建相对完善的外国法查明制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