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27-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的“查禁文学”

在1927-1937年间,国民党政府查禁文学的组织法规相对于北洋政府时期要周严繁密得多,但其审查查禁实施过程还要远远超过其审查组织法规的周严繁密。审查查禁的文学作品品种多,查禁的作家面广,审查查禁的数量大;他们极度恐惧进步文化书刊,急于尽快彻底剿灭之,所以审查查禁的密度和力度都很大;在书刊查禁上使用的手段可以说酷烈而卑劣,检查、审查、查禁、扣押、拘捕、审判,无所不用,甚至动用特务组织和人员进行秘密侦察,恐吓和暗杀,借书刊查禁假公济私。

北洋政府时期的查禁文学与文学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包括艺术)的事件,从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资料记载中发现的重大案例有14起。被查禁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不良小说",包括"宗旨乖谬"和"词义淫邪"者;另一类是所谓"思想偏激"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的意图和目的主要是所谓"通俗教育",即针对一般民众的社会道德风俗教育,其中也有抑制新思想新观念的企图,但那一时期政治没有把文学完全当作工具的意图,政治对文学没有进行奴役的打算,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不是十分急迫,加之北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相对松弛,对文学和文化没有完全控制,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初期文学自由发展的较大空间。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文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学包括所有进步书刊的审查查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有体系完备的法律法规,审查查禁成为被名之曰"审政"的政府组织行为而进行得周严细密。但是,从对文学给出的种种查禁理由中可见其审查查禁缺乏事理,从其法律法规适用对象的不平等、法律利益主体的错位、法的滥施以及制定法规程序的非法性可见其审查查禁法规法理的缺失。这种事理和法理缺失的审查查禁的客观社会效应是损害了文学发展,也背离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观意愿。

论民国时期“查禁文学”

民国时期查禁文学经历了查禁组织机构由兼到专到乱,查禁法规由粗到细到碎(破碎),查禁规模由小到大到小,查禁态势由抑制到围剿到抗衡到反制的由盛而衰的过程。这一时期查禁文学具有不同于中国古代禁书的历史规定性,即对文学和书刊的查禁作为一种所谓"审政"是高度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组织行为,但大多数时候并不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伴随着酷烈的笔祸和文字狱。本时期查禁文学与中国古代禁书又具有共同性,即:维护专制统治的"皇权思想",虚假的公义招牌,卑污的胁迫、搜检与诱发告密策略。本时期查禁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具有多重复杂影响,包括对文学和文化的破坏与规范、限制与刺激促进以及对查禁者自身的维护与销蚀。这些作用和影响使得民国时期的文学步入了这样的生存状态:文学在守护或扩展生存空间中斗争,文学面对不公正累积着和书写着怨恨,文学在承受痛苦中挣扎呻吟呐喊,文学在惊悸迫促中失之于骚动和浅露,文学在非文学规范的框箍中审美素质遭受挤兑,文学在对查禁的反拨中焕发创造力。

民国时期有关文学查禁与文学出版工作探析——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出版为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的文学审查机关将左翼文学作为重点查禁对象。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上海的左翼文学采取了期刊更名、作品伪装、利用文学传播中的＂禁果效应＂等方式,来实现文学出版,扩大文学影响。

论台湾当代政治文学史料的生成及其影响

政治意识形态化是台湾当代文学发展之初史料生成的重要特色,集中体现在主流文艺政策措施的密集制定与传播、书刊查禁的疯狂实施以及作家文学事件的大量制造之上,对作家的创作及其后续的台湾文学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复杂影响。梳理与研究台湾当代政治文学史料,有助于我们多维度地评判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背景与发展特质,从而形成对于台湾当代文学以及台湾当代作家丰富而立体的认识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