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计档案查阅复制权的法律保护

股东依据公司法有权查阅复制财务会计报告和查阅会计账簿,但股东对会计账簿复制权及会计凭证查阅复制权缺乏法律规定。会计档案查阅复制权的正当目的和举证责任分配,关系着司法解决股东知情权纠纷的结果。行政救济机制,有助于档案行政部门解决会计档案查阅复制权纠纷的效率。突破会计档案查阅复制权的实现困境,应当完善档案法,扩大股东查阅复制会计档案的范围、明确会计档案查阅复制权的正当目的和举证责任分配、建构行政救济机制,形成档案治理共同体,实现股东利用会计档案权利的全面保护。

论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的法律规制

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不以个人信息泄露或存在泄露风险为前提条件。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是否被侵害,应当考察个人是否已行使查阅复制请求权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否存在无正当理由拒绝的行为。

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查阅复制权

查阅复制权是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权利,该权利是个人对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知情权的具体体现,有利于贯彻落实公开透明原则,保障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的决定权。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查阅复制权不同于其他法律中规定的查阅复制权以及政府信息公开。虽然同时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但查阅复制权与可携带权是两项不同的权利,有明显的差异。个人能够向个人信息处理者请求查阅复制的是其个人信息,即个人信息处理相关事项。在查阅和复制前,个人信息处理者有义务验证申请查阅复制的主体是否属于个人信息被处理的个人。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查阅复制权的,个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司法保护。

我国实践中个人信息可携权的优化进路——基于66款App隐私政策实证分析

虽然现有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能够为个人信息可携权提供基础性指导,但通过对66款App隐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从是否规定个人信息可携权、是否能够自行导出副本、是否有文本示例、是否需要身份验证、副本文档是否加密、所涉个人信息范围是否一致等方面进行考察可知,可携权实施存在障碍。这种实践差距一方面是由于对个人信息可携权利的误解,另一方面是由可携权的负外部性、实践成本与技术局限所导致。在对可携权重新思考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推动可携权的实施,以技术为导向的操作改进,响应流程机制的细化,以及增强系统互操作性等多层面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个人信息可携权的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