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劭忞史学思想浅析——以《新元史》与《元史》之比较为中心

为补明朝所修《元史》之缺憾,柯劭忞积30余年之心力,终成《新元史》一书,并使之列入"二十五史"。通过对比《新元史》和《元史》在本纪、表、志、列传等部分的差异,可以发现柯劭忞所撰《新元史》的诸多进步之处。其中也反映了柯劭忞秉持史家求真原则,广泛搜集中外史料,讲求信史的治史态度,以及强调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胶潍鸿儒柯劭治史与教育管窥——柯劭忞逝世80周年祭

柯劭忞是祖籍山东、客居京华、精于经史、训诂、金石之学的近代鸿儒。他以煌煌巨著《新元史》传世,有"二十五史人"之名;他又以主纂和代理馆长的身份最终完成史称第"二十六史"的《清史稿》。柯劭忞终生以兴教育才为志,既有湘赣地方学官经历,又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总监督,还有末代"帝师"的头衔,晚年讲学至老不辍。由于史料匮乏,柯劭忞研究始终冷寂,他与众多清末民初名人复杂多面的交往,有助于深化柯劭忞研究乃至拓宽清史研究的空间。

清朝遗老群体中的柯劭忞之思想与学术

遗民是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特殊产物。在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作为一群不侍民国的晚清遗老群体,他们选择旧体制,抗拒新时代、新思潮,从而使他们往往被打上保守与落后的烙印,也使其思想与学术更容易为人们所漠视,为时代所淘汰。透析晚清遗老群体的精神世界,可以发现柯劭忞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无论其在立身行事中所表现的爱国精神,还是秉承传统儒家信仰以致热衷于忠君复辟这一"伟业",以及对王国维晚年治学之微妙影响所折射出的治史态度,这些都凸显了柯劭忞在遗老群体中所占据的重要历史地位。

柯劭忞和《新元史》

柯劭忞是一位传统的封建士大夫,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绕涫撬谠费芯糠矫嫒〉昧司薮蟮某删停?因而成为近代著名的元史学家。他早年受到的良好的教育且有丰富的阅历,这为他独自撰写《新元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花费三十多年时间撰成的《新元史》,综合了前人六百多年间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有不少创新之处,但也存在着观念陈旧等不足。

柯劭忞《春秋穀梁传注》的成书、刊行与版本差异

柯劭忞所撰《新元史》是元史领域的经典之作,但柯氏用力甚多的《春秋穀梁传注》却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甚至在数次影印与现有不太多的研究成果中,对其版本与刊行时间的判断多有错误。本文通过分析柯劭忞交游,对勘《春秋穀梁传注》的两个版本,认为《传注》成于民国十六年(1927)前后,初版很可能是在廉泉帮助下于文明书局排印出版。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根据柯劭忞增删后的《春秋穀梁传注》定稿重新排印出版,并作为《柯凤荪先生遗著》的第一种发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柯劭忞批注本初版《春秋穀梁传注》,是柯氏较早的批校本,虽非最终定本,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校勘价值。

柯劭忞诗集及诗歌创作述论

柯劭忞是近代文史大家,一直视诗歌为余事,生前诗作多有散失。他晚年在亲友的建议下始对存诗进行了收集编辑,先后以《蓼园诗钞》和《蓼园诗续钞》两集刊印行世。从内容上看,柯氏诗歌以纪行、交游与咏史为主,艺术风格则尽显老成与格调气息。

柯劭忞春秋谷梁学特色研究

柯劭忞致力于《春秋谷梁传》的注解,既有以经学救世的需要,也有对晚清公羊学兴盛局面的批评及对前人《春秋谷梁传》注释的超越等原因。其提出应重视汉代刘向及郑玄的谷梁学成果、以"九旨"为《春秋谷梁传》的纲领、《春秋》有笔削大义、注解《春秋谷梁传》要会通三传等主张。在注解《春秋谷梁传》中,形成训传语之据、证文字之讹、证说解之讹、通传文之义例、以史实说经和反对尚谶纬异说等特色。因此,柯劭忞的《春秋谷梁传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20世纪30年代初胡适与柯劭忞认知新考——基于日本游学者来华访谈记录的译读

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藏《吴轿燕马录》《燕辽游记》等日本人来华游记,为我们再现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日学人交流的历史现场提供了鲜活素材。诸桥辙次、内野台岭带领的青年访华团先后与胡适、柯劭忞等著名学人的访谈记录,内容涵盖经史文学,旁涉时事政治,同时还涉及了柯劭忞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等学人经历。这些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特有的对谈资料,展现了新学精英胡适与旧学耆老柯劭忞的形象,揭示出鲜为人知的中日学人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史实。

柯劭忞《春秋穀梁傳注》的注釋特色研究

柯劭忞從事經學研究,既有家學淵源,也有師友的相互影響。他致力於《春秋穀梁傳》的注解,既有明道救世的需要、對晚清公羊學興盛局面的回應以及對前人《春秋穀梁傳》注釋的不滿等原因。他提出應重視漢代劉(向)鄭(玄)的穀梁學成果、以"九旨"爲《春秋穀梁傳》綱領、《春秋》有筆削大義、注解《春秋穀梁傳》要會通三傳等經學主張。在注解《春秋穀梁傳》的過程中,形成訓傳詁之據、證文字之、證説解之、通傳文之義例、以史説經和不尚讖緯異説等特色。因此,柯劭忞的《春秋穀梁傳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學術地位。

柯劭忞旧藏《镜影图》册释注

镜影图,即为镜中人物画像,画中圆镜暗喻佛教圆光,有超脱圆满之意,用来表现镜中人的品性风貌和精神追求。柯劭忞旧藏《镜影图》册,乃其祖父柯培元画像及十余位晚清名流所作题跋,题跋之人多为同光体诗人、桐城派文人,具有独特的文献和艺术价值。该图册曾历劫乱后失而复得,更显弥足珍贵。

九旨说与三临言:柯劭忞与“穀梁学”体系之建构

历代“榖梁学”著作似乎未能提出具有提纲挈领意义的“榖梁”义法。柯劭态重论“三科九旨”之于“公羊学”“榖梁学”的意义,提出“九旨”为“榖梁学”、“三科”为“公羊学”,从而为“榖梁学”之体系化建构了第一个支点。在此基础上,柯劭态发掘《榖梁传》“三临之言”之于《春秋》的统摄意义,从而提出了“榖梁学”的第二个支点,即“三临之言”的不同批判视域意义。通过将“九旨”与“三临之言”建构为“榖梁学”的两大核心,柯劭态最终完成“榖梁学”体系之建构。这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合理也最为精练的“榖梁学”纲维,亦体现了“榖梁学”之价值与意义。

清末民初历史学家——柯劭忞

他,生于官宦家庭、书香门第。4岁即娴吟咏,青年考取光绪丙戌科进士,完成了《新元史》,《清史稿》的编纂。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将其编纂的《新元史》列为中国正史第二十五史。

清末决定《元史新编》未能列入“正史”的关键文献

作为决定《元史新编》在宣统年间未能列入"正史"的关键文献,新发现的录副奏折《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奏为简员校阅故员魏源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并附呈校勘记事》,不仅可以与《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等原始资料相互印证,为清末"钦定正史"这一重要事件提供确凿可信的历史细节,纠正某些文献在时间节点上的讹误与疏漏,同时也揭示了隐藏于该事件背后详细的人事关系。本文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档案与其他私人笔记所构成的史事链条,基本上可以完整再现清末"钦定正史"的全过程。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元史新编》未能列入"正史"的具体经过及其原因,并从侧面说明为何柯劭态在反对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上,难逃后人"瓜田李下"之讥。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八则

柯劭忞所撰写的八家诗文集提要皆与乡邦文献有关,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然而其中不免论述失误之处。本文以其所撰提要为中心,纠谬补正,并略为发微献疑。

胶州柯氏著述考略

清末民初著名爱国人士柯劭忞(字风荪,胶州人),是近代诗坛颇负盛名的诗人,同时又是蜚声海外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曾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日本的《中国文化名人图鉴》以及近年来台湾出版的《环华百科全书》、《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等,都列有专条或专节对他进行介绍。柯劭忞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承其家学”的结果。柯氏是胶州有名的书香门弟。

晚清胶东名儒郑杲生平事迹考

即墨郑杲是晚清胶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生平可分为即墨苦读、为官京城、回乡丁忧三个阶段。通过勤学苦读,郑杲光绪六年中进士,任职刑部。除了回乡丁忧三年,被好友孙葆田举荐任泺源书院主讲外,郑杲一直在京为官。尽管数次越职言事,然终以学术为务,而未深涉政治,所交如柯劭忞、马其昶、宋书升等,亦皆为学者、文人。郑杲拙于生计,年收入约白银500两,生活相对清贫。除了学术造诣和人物品格外,《清史稿》《清儒学案》的编纂体例、与撰稿者及主持者的亲密关系,是郑杲在两书中被凸显的重要因素。

应该正名为《二十六史》

读240号《文汇读书周报》得悉,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将出版含柯劭忞撰《新元史》的《元史二种》,以作为他们出版的新编“《二十五史》”的补编。读此消息总觉有些不易令人理解处。当年(1986年)如果不是删掉已被列入正史65年之的柯氏《新元史》而增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的新编“《二十五史))”出版,今日就无须再将《新元史》入《元史二种》作其“《二十五史》”的补编出版了。翻开1986年新“

阅读推广·四川地方出版物评介

柯昌济先生手稿集柯昌济(1902-1990),字纯卿,山东胶县人,是我国较早从事古文字研究工作的学者之一,也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和史学家。他是著名元史专家柯劭斋的次子,幼受庭训,博览群书,192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史研究院,曾在北京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执教,后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早年跟随王国维学习古文字学,被王国维称为是当时古文字学研究中极具实力的“四少年”之一,先后出版《殷墟书契补释》《殷金文卜辞所见国名考》《甲骨文分类研究的商榷》《殷墟文字缀合释文》《金文分域编》《襟华阁集古录跋尾》等著作。

胶州柯氏家族著述考

柯氏家族是古胶州望族,至咸丰年间,柯蘅、李长霞夫妇因避战乱居家迁至潍县,后世侨居于此。柯培元以下数代人,诗礼传家,著作等身,尤以柯劭忞著述最丰而影响最大。文章参照《山东通志艺文志订补》、民国《增修胶志》等,对其家族人物生平进行梳理,对其著述按照四部分类逐一进行考证。

晚清胶东学派考论

孙葆田、宋书升、法伟堂、柯劭忞、郑杲五人,皆出生于19世纪40年代,籍贯分别为今青岛、威海、潍坊三地,属于胶东地区。他们学术兴趣相近,政治立场一致,私交甚好,活跃于北京、齐鲁学术圈,在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甚至数学等领域皆有高深造诣。《清史稿·儒林传》和徐世昌《清儒学案》、钱穆《清儒学案》皆将之视为同一学派,列为清代学术之殿军。他们固守中国传统学术,其治学由经入史,讲求经世致用;学术上主汉兼宋,融合古今文经学;在文学创作上,诗宗杜甫,文踵桐城,展示出较为明显的特色,在晚清民初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