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柯大卫英译《四书》“点评”看新教传教士之“译儒攻儒”

出于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儒家圣人和儒家作品普遍持有偏见。《四书》译者柯大卫在该书英译本的大量"点评"中批判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其主要攻击点有: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与祖先崇拜、儒家"人可凭借自身努力达到至善境界"的观点、中国人爱撒谎、不诚实的品性。译者通过这些"点评",借助翻译儒家作品攻击儒家学说。当今,在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时,传教士英译儒典的观点值得我们反思。

首位《四书》英译者柯大卫生平诸事考述

柯大卫(Collie David)是19世纪初期伦敦会派往马六甲的传教士,英华书院第三任校长。主持英华书院期间,著译了十几种中英作品,培养了一批熟悉中西文化的学生,在19世纪初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我们对他知之甚少,连出生年月都尚待考证。本文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会档案、苏格兰人民中心老教区档案等相关资料为依据,遵循史学研究的实证—文献学方法,就柯大卫生平、事功、后人评价等内容进行爬梳、考证,力图再现这位新教传教士的"庐山真面目"。

从译者身份看柯大卫《论语》英译本中的名义翻译

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中强调译史研究要注重译者,即以人为本,注重翻译的交互文化特性。柯大卫的《论语》译本是译者学习汉语的产物,也是译者在中国传教过程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柯大卫作为传教士的同时,也是英华大学的教授,其多重身份对其翻译原则和翻译技巧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柯大卫多重身份和翻译名义的关系的探讨,分析译者身份对其译作的影响。

论柯大卫《四书》的深度翻译

深度翻译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典籍外译的一种有效途径。柯大卫的《四书》作为英语世界的第一个全译本,集中体现了他对《四书》及中国典籍的研究。柯大卫采取深度翻译的策略,不仅在《四书》译文文本内进行深度翻译,而且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将直译和意译交互使用。在尽量保留原文形式和语义的同时,又达到其抑儒扬耶的目的,尽显其传教士身份的本色。另外,还借助副文本对《四书》进行全方位的深度介绍。系统梳理该译本的译者、译介缘起与深度翻译策略,以期还原其在翻译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从手稿再探柯大卫的生平事工

关于柯大卫的生平事工,笔者已有考述.但随着新材料、新成果的出现,有必要对柯氏的生平、事工等情况做进一步梳理,以便学界对这位首次英译中国经典《四书》的英国传教士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及较全面的了解.本文主要通过对柯氏40件手稿的整理、归纳,补证其出生日期,考察其后代及语言学习情况,再现柯氏和马礼逊在马六甲的传教活动及柯氏对马礼逊、当地华人及中国人的看法.

耶儒比较视角下的柯大卫《中庸》译本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庸》最早的英译本,即传教士柯大卫的译本,发现宗教性阐释是该译本的主要阐释取向,主要表现为“以儒证耶”“以耶释儒”和“以耶批儒”三种模式,其中“以耶批儒”为主导阐释模式。从耶儒比较的视角出发能充分解释译本中宗教性阐释产生的缘由。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19世纪新教传教士英译儒经行为研究——以柯大卫的《四书译注》为例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译者的意志性、身份角色、译者行为发生的社会语境都影响着译者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相应地,高度社会化了的译者行为在译文中留下了或隐或显的"意志性"译者行为痕迹。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强烈的"权力意志"欲望和复杂多重的角色身份,19世纪新教传教士英译儒经时干预和操控原文的"意志性"尤为强烈,译文中的"意志性"译者行为痕迹非常明显。其中,柯大卫在《四书译注》中通过译者前言、孔子传和评价性注释留下的"意志性"译者行为痕迹,极力地彰显了他作为新教传教士译者身份角色的意志性。

首部“四书”英译本——柯大卫《四书译注》初探

在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史和思想传播史上,柯大卫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他之前和之后,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和传播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其"四书"译本作为英语世界首部全译本,有着独特的翻译动机与结构特点,在从"合儒"到"补儒"型的典籍外译史上,体现出明显的"批儒"型特点。该译本自问世以来对英美文化皆有一定影响,但截至目前,国内外对之还鲜有全面、客观、公正之评价。

译儒攻儒,传播福音——“四书”的第一个英译本评析

耶稣会士采取美化翻译策略,目的是合儒超儒。理雅各采取融合翻译策略,目的是儒耶互补。夹在中间的柯大卫则是译儒攻儒,其1828年的"四书"英译本是英语世界第一个全译本。柯大卫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否定孝,消解道,混同天与理,以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反映了当时新教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错误观点。对这个译本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四书"的翻译历程、儒家思想传播的艰难、翻译上的种种误读等,为当下儒家思想的翻译以及在国外的传播提供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