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待修瓷器的检测分析——以刻莲瓣白釉盏和青白釉碗为例

利用偏光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仪及热膨胀仪等对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两件待修复的残破瓷器进行了测试分析和研究.结果显示,样品刻莲瓣白釉盏瓷胎内含有大量棱角状石英颗粒和暗色的含铁矿物,其刻花的填料主要成分是含铁矿物,而青白釉瓷碗胎体中发现了较多的磨碎熟料颗粒,两件瓷器可能各来自于萧窑和景德镇窑,器表污染物分别为土锈和铁锈.

关于柳孜运河遗址“木岸狭河”的探讨

从文献史料记载和已有考古成果的角度,对宋代治水技术"木岸狭河"的产生、目的、技术原理和施行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认识,并阐明其工程构造,总结出其在治水原理和实际应用中的特点和作用。最后,将"木岸狭河"与同时期其他治汴工程——河道疏浚工程、导洛通汴工程、汴口建设工程和固堤与防汛工程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其区别和联系,以进一步认识"木岸狭河"在北宋治汴工程体系中的地位。

安徽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红绿彩瓷器的艺术成就

安徽柳孜运河遗址二次考古发掘出土红绿彩瓷器几十件(片),器形主要是碗、盘、盏和俑。总体数量少,器形简单,但反映出金代中晚期的时代特点。主要从器型,色彩及线图构成特征论述当时红绿彩的艺术成就。总体反映出当时人们追求自然朴素简约之美。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寿州窑瓷探析

1999年夏天,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出土了大量多个窑口的瓷器和瓷片,其中寿州窑瓷占有较大比例。文章先略述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寿州窑瓷的过程,从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寿州窑瓷器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四件寿州窑瓷器简述寿州窑瓷的整体特征;接着从寿州窑瓷器的制作工艺入手,展示这几件瓷器的精美;最后分析寿州窑瓷在运河北段出土的意义。

安徽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定窑系瓷器研究

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定窑系瓷器,其中以金代定瓷居多。通过对出土的这批瓷器标本进行分类、分期、年代探讨以及工艺研究,认为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定窑瓷器大部分为金代大定年间,且以印花器为主,说明在这一时期印花工艺获得较大发展。

长沙窑瓷器内销贸易研究——以柳孜运河遗址为例

柳孜运河遗址是通济渠沿线上的一个重要遗址点,遗址中出土来自全国各地的瓷器达二十余处窑口的产品。其中就有长沙窑的产品,约占瓷器标本总数的2-3%,主要器型有盏、执壶、钵、盒等,以盏居多。时代大致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唐玄宗天宝年后至唐宪宗时期;第二期是唐穆宗至唐晚期。柳孜是通济渠上重要的一处驿站、军事重镇、南北贸易交流的"草市",其交通优势为长沙窑的产品流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长沙窑瓷器作为一种平价产品流向北方主要是沿长江到达扬州后,经过邗沟,转而进入通济渠到达柳孜,进而向洛阳、西安等大都市运输。

安徽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唐处士刘怀璧浮图铭碑考释

2012年2月至2013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濉溪百善柳孜运河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土了大量器物。刘怀璧浮图铭碑(编号T12⑫:543)出土于河道底部垄沟内(北宋地层),是从当地庙塔遗址中散落入河道中的。碑体青石质。平面呈长方形,四周均已残损,左侧残破严重,四周原应饰卷草联纹。碑体表面有密集刮痕,应是后期人为所致,局部因与铁器接触而附着铁锈。

读《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

This book is an archaeological report full and accurate in content and novel in compilation. Being an overall accout of the main achievements obtained from the excavation on the site of the Sui-Tang period Great Canaly section at Liuzi, it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study of the Great Canal of edition. For example a 100, 000-character appendix is added to the book to collect and study related literary documents of the Sui-Rang, Five Dynasties and Song periods, which will much help scholars' profound researches. In tackling key problems of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he report also made a useful attempt.

安徽隋、唐、宋古运河遗址考古研究

安徽境内隋、唐、宋时期的古运河主要是指通济渠。历年来针对与其相关的诸多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不仅发现了河道、河堤、沿岸河工设施、桥梁、码头等重要遗迹,同时也出土了数量不菲的沉船和以瓷器为主的丰富遗物。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为研究隋、唐、宋时期安徽段古运河的兴废变迁、管理维护、运河沿线的附属设施、聚落形态及南北物资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