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年龄标准与立法模式——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标准应当有别于老年人免死的年龄标准。当前,中国对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宜规定为"年满70周岁",而对老年人犯罪免死的年龄则宜规定为"年满75周岁"。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应当与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相一致,统一规定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没有必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犯罪分别规定。考虑到老年人犯罪免死的根据、刑罚目的和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中国应当免除所有老年人犯罪的死刑,而不应有例外。

刑事责任年龄确立标准新论——以社会年龄为切入点

作为以社会现象为分析和调整对象的规范,刑法的制度创设必须善于吸纳有益的社会学分析方式。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设定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打破以自然年龄为分析中心的惯常做法,引入社会年龄并以此为主要分析对象,是当下审视并且设定中国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合理路径。

关于我国法定成年年龄标准的思考

我国法定成年年龄是18岁。根据普通心理学的智力发展理论和我国实际人口素质,为适应日益复杂的 社会生活,应将我国民法规定的法定成年年龄从18周岁提高到20周岁,并且相应调整行为能力制度的结构。

简易Wells临床评分结合年龄校正D-二聚体标准对急诊急性肺栓塞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简易Wells临床评分结合年龄校正D-二聚体标准对急诊急性肺栓塞（APE）的诊断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06-2015—12至我院急诊科就诊的疑似APE患者206例，采用简易Wells临床评分对疑似患者量化评分，结合年龄校正D-二聚体标准进行APE初步诊断筛查，并与患者CTN动脉造影（CTPA）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72例患者经CTPA确诊APE，简易Wells评分诊断APE的敏感度为78％、特异度为66％、阴性预测价值为85％、阳性预测价值为55％；年龄校正D-二聚体标准诊断APE敏感度为93％、阴性预测价值为95％，特异度和阳性预测价值仅分别为68％和59％；两者结合诊断APE的敏感度为96％、特异度为92％、阴性预测价值为96％、阳性预测价值为91％。结论简易Wells评分结合年龄校正D-二聚体标准可提高急诊APE诊断的准确性，降低漏诊率，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啮齿动物年龄划分标准研究进展

对啮齿动物年龄划分标准进行了研究,概述了啮齿动物年龄划分标准研究的重要性,及目前国内已报道啮齿动物年龄结构划分的各种标准及其研究进展,对各种方法进行比较评价,提出其存在的问题。并就啮齿动物年龄结构划分标准的未来研究方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给予展望。

禁止招募儿童兵的年龄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由于各国的文化差异不同，儿童的年龄起点也不同，所以各国的参军年龄也参差不齐，导致禁止招募儿童兵的国际条约出现不同的年龄标准，主要讨论招募儿童兵的年龄标准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老年人年龄标准

部分作者来函联系,我国老年人年龄如何确定?老年人群中又如何划分高龄老人等?中华老年医学学会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曾建议无论男性或女性年龄≥60岁者称谓老年人。老年人群年龄初步划分:45～59岁称老年前期、60～89岁属老年人范围。

奸淫幼女罪的年龄标准和“明知”问题

刑事执法中关于奸淫幼女罪是否要求行为人对被害人属于“幼女”须是“明知”的问题 ,在我国刑法界长期争议不下。本文借鉴国外的刑事立法例案及司法判例的成熟做法 ,提出在我国刑法中不应以明知属于幼女作为奸淫幼女罪的主观要件—即不明知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

试论年龄结构检验指数对普查资料检验的有效性问题

国际上使用的人口年龄结构检验指数通常有如下几种:年龄偏好指数(Indexes of Age Preference),惠普尔指数(Whipple’s Index),迈叶斯指数(Myers’ Index),年龄准确性指数(Age—accuracy Index)和联合国年龄性别准确性指数(United Nations Age—Sex Accuracy Index),简称联合国综合指数。在以上这些指数中,惠普尔指数、迈叶斯指数和联合国综合指数在我国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资料的检验中经常使用。

老年妇科恶性肿瘤的筛查与诊断

肿瘤的发生是基因突变累积的结果,因而大多数患者发病时为中老年,且随着年龄增长,肿瘤的发病率逐渐升高。妇科的三大恶性肿瘤,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的发病年龄大多为绝经后,子宫颈癌的发病也随着年龄有所增长。其中预后最差的卵巢癌的平均诊断年龄为63岁[1],有将近一半(45%)的女性诊断时在64岁以上[2]。子宫内膜癌主要发生于绝经后女性,而发病高峰年龄在70~74岁[3]。我国子宫颈癌的发病高峰虽为15~44岁,但70岁后又是第2个发病高峰[4]。此外,随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的提高,患有恶性肿瘤的老年妇女的比例在未来几十年内将进一步增加。老年肿瘤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由于老年人行动受限导致肿瘤筛查等不及时,即使出现症状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就医不及时导致诊断延误,加之部分老年患者难以完成当前的标准治疗,这些老年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要相对差很多。虽然老年医学的综合评估加入到了肿瘤学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老年肿瘤患者的预后仍然没有明确的改善。一项欧洲的调查报告显示,老年恶性肿瘤患者,65~69岁的女性1年的年龄标准相对存活率为57%,70~79岁的女性为43%~45%,80~99岁的女性为25%~33%,普遍低于年轻患者,且随年龄增长降低得更明显[5]。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未成年人作为特殊主体,对其个人信息及隐私的保护具有重要现实价值。虽然我国已有了初步的立法规则构建,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对未成年人敏感信息的年龄划分界定不清、监护人同意规则不足、未成年人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现实困境。结合域外国家最新立法及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以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基础,需要对未成年人年龄标准进行三阶段界分、提出监护人同意规则的未来出路、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被遗忘权保护制度,以此优化我国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裂变径迹定年标准化的研究

用钴活化箔对ＳＲＭ９６２标准铀玻璃进行了刻度，并比较了用钴活化范和用经过刻度的标准铀玻璃测量中子注量的定年方法，结果表明后者的定年结果优于前者，两者都有正系统偏差．利用磷灰石、结石和榍石的７种年龄标准样品和ＳＲＭ９６２标准铀玻璃进行多次刻度，发现３种年龄标准矿物的Ｚｅｔａ常数基本一致，为３２７．４±７．８（±２σ）．

中国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老年的定义和标准,但很少有研究直观地描述和分析老年人对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的看法以及其主观年龄的差异。本研究使用2014年至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三期数据,比较分析不同队列在不同实际年龄(日历年龄)下认定的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的变化以及不同实际年龄老年人的主观年龄的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自我认定的老年的年龄标准平均为70岁,远高于社会上通常认定的60岁或65岁的标准;主观年龄和主观外表年龄平均在68岁左右,低于受访者的平均实际年龄(71岁),超过六成的受访者的主观年龄与主观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进一步的统计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健康状况越好、与子女同住、有广泛的朋友支持网络以及更愿意参与村居委会投票的老年人所认定的自己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也更高。更多的社区娱乐场所或设施和室外活动场地也能显著地提高受访者认定的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更好的健康状况是促使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和主观外表年龄小于实际年龄的重要因素。本文直观地描述了不同实际年龄的老年人所认定的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以及其主观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异,为与年龄相关的老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海南省东方市社区居民疾病谱分析

目的探讨2021年海南省东方市社区居民的疾病构成及流行病学特征。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分析了2021年1月1日—12月31日海南省东方市疾病监测数据库196761例社区居民的病历资料。对该人群进行了年龄标准化后,分析和描述了前十位疾病构成。结果196761例社区居民中,男性91621例(占46.56%),女性105140例(占53.43%),男女比为0.87;以≥45岁居民居多,占46.13%(90763/196761)。疾病谱前3位依次是呼吸系统疾病[32.69%(64327/196761)]、循环系统疾病[7.86%(15470/196761)]和消化系统疾病[7.21%(14191/196761)];前10位系统疾病中,男性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高于女性(3.11%vs 2.30%),女性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高于男性(3.01%vs 1.20%)。呼吸系统疾病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5.17%)、急性支气管炎(1.84%)和慢性支气管炎(1.44%)为主,其在<5岁组的患病率(38.59%)和伤残损失寿命年率(656.01/10万)最高;循环系统疾病以高血压病(1.72%)、脑梗死(0.71%)和慢性缺血性心脏病(0.49%)为主,其在≥60岁组的患病率(17.13%)和伤残损失寿命年率(2175.49/10万)最高;消化系统疾病以胃炎和十二指肠炎(1.10%)、其他非感染性胃肠炎和结肠炎(0.43%)以及龈炎和牙周疾病(0.38%)为主,其在≥60岁组的患病率(6.98%)和伤残损失寿命年率(1710.75/10万)最高。结论2021年海南省东方市社区居民以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为主,且疾病负担主要归因于需要长期管理的疾病。东方市应针对疾病谱特征优化和调配医疗资源,加强高危人群的健康促进和防治工作。

刑法中的性同意年龄:现存问题与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愈发严重,与我国刑法中性同意年龄存在制度缺陷有一定的关联。性同意年龄制度的现存问题主要在于:一是性同意年龄标准过低,没有考虑未成年人性心理成熟度的实际状况,并未遵循未成年人保护最大利益原则;二是性同意年龄的规定过于简单,“一刀切”的简单做法并不合适;三是现行刑法缺少对滥用信任地位实施性侵行为的特别规定,并未有针对性地规定更高的性同意年龄标准。因此,应完善性同意年龄制度,将性同意年龄标准提高到16周岁,设置更多的弹性规定,并在滥用信任地位型性侵案件中特殊地适用18周岁的性同意年龄标准。

按年龄划分的选拔标准

由于对从事极限下强度跑的不同年龄的女少年发展耐力的规律性研究得尚不够,所以对她们发展耐力素质的年龄分期问题也缺乏研究,没有搞出一个有科学根据的选拔标准。因此,我们必须对不同年龄女少年进行测验。

要重视玩具的年龄标注

本文以引入玩具年龄标注的意义、确定年龄标注的方法以及对年龄标注的评估这三个方面分别加以叙述，以期人们要重视玩具的年龄标注。

论奸淫幼女罪的“明知”的问题——兼论幼女标准的确定

刑事司法中在对奸淫幼女罪的处理上,对行为主体在主观罪过方面,是否应当强调必须是"明知"其所奸淫的对象系幼女——换句话说即不知道属于幼女是否构成犯罪?这个问题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引起争议,难有定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直接关系到该类案件中若干行为人的命运,也对刑法上其他涉及被害人年龄的犯罪(如猥亵儿童罪、拐骗儿童罪等)的认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对该问题作一些分析,以求得一种较明确的处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