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E组态视角下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风险研究

促进技术、专利与标准协同化发展,加强标准必要专利的战略布局与运用是中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现实要求。建立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风险因素组态模型,有利于帮助企业优化标准化战略、规避诉讼风险。选取美国2003—2020年发生的207件标准必要专利诉讼案例作为样本,将TOE理论框架与案例相结合,从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面选取评估指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组态视角研究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风险因素,利用不同因素的条件组合识别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形成路径。研究发现,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风险受专利价值、权利人企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国家环境对权利人友好度的综合影响。对新兴企业而言,规模越小或者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价值越高,诉讼风险越大。非NPE企业的规模越大,或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价值越高且国家环境对权利人越友好,诉讼风险越大。NPE企业即使规模小,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价值相对较低、国家环境对权利人不友好,也存在较高的诉讼风险。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标准必要专利管理建议。

汽车网联技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之争探析——兼评《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汽车网联技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的选择,对解决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标准必要专利法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争议背后映射出的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反垄断规制、FRAND原则模糊性和专利池合规的深层问题。我国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反垄断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都得到长足发展,新修订的《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对于专利联营(专利池)、不公平的高价、标准必要专利、滥用诉权禁令等方面作出多项修改和细化,有助于解决汽车网联技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之争。

论标准必要专利滥用的认定及规制

近年来关于标准必要专利滥用的案件日益增多。“华为诉IDC案”引起我国学术界、司法界及世界通信业的高度关注。推进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遏制标准必要专利的滥用,必须平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研究标准必要专利滥用行为问题及具体情形,分析FRAND原则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可以为我国明确FRAND原则下合理许可费的认定标准、完善标准必要专利拒绝许可制度、建立专门的反垄断审查和处理机制提供借鉴。

基于标准必要专利的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态势研究

全球主要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激烈,国际标准组织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标准化,发布了多项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同时有多项标准在制定之中。本文通过构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数据集,采用计量法和语义分析法对其宏观态势、主要专利权人、技术领域、技术热点、市场覆盖率、技术相关性进行分析,明晰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发展现状差异,了解我国与国内研发企业面临的竞争态势,为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提供参考,助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标准必要专利和标准的布局。

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跨领域许可FRAND义务研究

在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跨领域许可的进程中,通信产业与标准产品产业就供应链上的许可模式存在分歧。回溯分歧的发生背景和诉讼呈现可知,该分歧的实质为FRAND义务分歧,且应被锚定为终端级自由许可和组件级优先许可两种模式的争议。经总体检视,终端级许可将引致上游供应商实施行为法律确定性缺失、高交易成本困境与专利劫持的潜在风险,组件级许可则具有提升许可效率和抑制专利劫持的合理性,然而组件级优先许可义务的设定不符合比例原则。SEP持有人在有权自由选择许可层级的基础上,应充分履行包含FRAND谈判义务与SEP开放义务的FRAND义务,以消除前述风险。SEP持有人违反FRAND谈判义务的,将受SEP侵权不停止规则的规制,SEP开放义务则依托利益第三人条款的明确约定或合同解释得到履行。

加强军用标准必要专利管理的思考建议

军用标准必要专利是指为实施某一军用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加强其管理是全面推进军用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一环。本文首先分析阐述了加强标准必要专利管理对军用标准化工作的意义,然后围绕国防安全、军用标准发展趋势、管理现状等方面分析了加强管理的紧迫性,最后从制度机制、力量体系、研究能力三个维度提出加强军用标准必要专利管理的具体建议。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失灵的司法干预——反垄断规制理论修正与合同解释规则重构

当前法院在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时所采用的诚信谈判框架,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其虽然有助于具体案件中的过错认定与司法裁决,但却不当扭曲了标准许可市场内的组织选择,可能招致许可合同司法定价和标准实施不当拖延等损害。事实上,单独的许可费争议在专利法或者合同法上不具有可诉性,而反垄断之诉也不会导致法院直接裁定许可费的结果。鉴于标准必要专利密集的技术领域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市场失灵,法院援用反垄断法微观调控具体的许可条款不具正当性,应以竞争损害为反垄断诉讼的看门要件,限缩反垄断法适用空间。最后,法院应发展一套高效的FRAND合同解释理论,来遏制那些星散的专利权人事后机会性的劫持行为。明确FRAND承诺产生利第三人合同的法律后果,并引入专利权人违约和受益第三人承诺权利消灭机制,将有效抵偿专利排他权减弱导致的高交易成本,促使谈判双方由目前诚信地参与谈判迈向实质性地达成许可合同,重拾标准实施的时间效益。

标准必要专利的反垄断分析与对策研究

相比一般专利权人,标准必要专利(SEP)权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更为显著。目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随着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强国建设议程的不断推进,由SEP引发的一系列反垄断纠纷将会变得更为普遍。本文认为,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中国亟须借鉴和总结国内外SEP反垄断纠纷的实践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推动市场竞争与经济发展的稳步运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和法律制度。

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禁诉令的适用

在全球通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本国法院的判决经常具有国际影响力,在判决涉及专利全球许可费率时尤其如此。当事人因此有了争夺有利法院进行诉讼的强烈动机。禁诉令是诉讼管辖权争夺战中的重要制度工具。现有法律已经为中国法院颁发禁诉令提供宏观依据,但在微观层面,禁诉令制度还有很大的细化和改进空间。中国法院应采取“谨慎但针锋相对”的禁诉策略,即在建立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之前,原则上容忍国际重叠诉讼,只有重叠诉讼可能过度损害本国诉讼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实质损害中国的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目标时,法院才颁发禁诉令或禁执令;当外国法院的禁诉令威胁到中国法院的管辖权时,中国法院可以对等颁发反禁诉令。鉴于中国市场本身的全球地位,采用这一禁诉策略,中国法院能够捍卫司法权威,维护市场主体对司法系统的信心。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的“劫持”“反劫持”消解机制研究

“劫持”“反劫持”因权利人或实施者在SEP许可谈判中不当利用制度、实施策略性市场行为而引发。消解“劫持”“反劫持”,需澄清的关键法律问题之一是:界定妥当的SEP许可谈判流程,明确它与禁令的关系。FRAND机制要求交易双方遵循诚信原则,专利法应将禁令作为杠杆,对未妥当谈判的一方作不利判断,以促进、维护许可谈判。权衡妥当性不存在绝对标准、不应采取强行法模式,建议分别从谈判开始阶段、谈判进行阶段、谈判僵局阶段出发,提供一套相对清晰、细致的谈判流程指引,有效减少“劫持”“反劫持”。

标准背后的法律问题——兼论正确认知标准必要专利

标准是公共产品,与技术许可不可分离,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专利是私权利,将其融入标准中,有“假公济私”之嫌疑;为此,需要特殊的知识产权政策。标准必要专利(SEP)是涉及“标准”与“私权利”的典型代表,但它主要在信息技术、药品、汽车零部件和建筑材料等领域,并非所有产业领域的普遍现象,尤其在基础制造、硬件、元器件(如芯片)等涉及核心技术的领域,鲜见SEP;故应对标准及SEP形成客观、理性、辩证和准确的认知。透过技术许可路径让标准制定者获取超额利润这一现象让我们认清了技术标准及SEP的本质,他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利益最大化之目标:对一般技术标准而言,通过与纳入技术标准中让他人免费使用的专利密切相关的专有技术之许可;对于SEP而言,则通过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RAND原则)下的SEP许可。了解这一本质将有助于中国相关企业避免被假象所误导并主动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来提升其创新能力。

智能网联汽车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及其反垄断规制

在全球范围内,标准必要专利已成为汽车市场竞争的博弈焦点。由于FRAND原则、许可模式的模糊性,当前面临着关于许可层级、许可模式等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难题。由于标准的必须实施性和专利的天然“垄断性”,导致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话语权较强,极易产生“专利劫持”、一揽子许可等专利权滥用问题。相较于私法调整,从反垄断角度出发规制标准必要专利滥用行为更具有适用性,而标准必要专利垄断纠纷的认定思路应遵循我国《反垄断法》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确定相关市场,判断其是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分析是否滥用知识产权,对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等。

标准必要专利反向劫持行为认定

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纠纷越来越多,相比普通专利侵权,标准必要专利反向劫持更多涉及公共利益,对其认定更加困难。本文从基本理论出发,对标准必要专利反向劫持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在明晰专利反向劫持的法律属性基础上,明确标准必要专利反向劫持行为的具体认定要素。

美国标准必要专利政策评述

2021年12月,美国司法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和专利商标局共同发布了《关于受自愿F/RAND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和补救措施的政策声明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主要内容,由善意许可谈判框架与受F/RAND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救济措施两部分组成。结合2019年政策声明,详细梳理2021年政策声明草案的要点,并对草案内容予以评述。

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研究趋势和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标准必要专利自带专利的垄断之权和标准的行业准入,对国家、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标准必要专利的相关研究通过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知识图谱,并结合相关文献的分析表明,在宏观上,标准必要专利的研究近十年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和较高热度;在微观上,反垄断、禁令和专利许可属于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禁诉令、国际标准和国际礼让则成为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研究的前沿主题。

欧盟《关于标准必要专利和修订(EU)2017/1001号条例的提案》述评与我国应对

近期,欧盟出台了《关于标准必要专利和修订(EU)2017/1001号条例的提案》,本文对该提案的发布背景和具体措施进行了分析,并围绕该提案对我国企业的影响、知识产权政策启示以及我国产业与企业应对进行了探讨。该提案意图建立更具透明性、可预测性的体系以促进SEP许可,提出“建立职能中心”“确定总许可费率”“支持中小微企业”等措施。提案虽加重了SEP权利人的负担,但对于我国为数众多的SEP实施者来说,有助于增强SEP许可中的透明性和可预测性。我国政府、学者和产业界可以借鉴欧盟做法,研究这些措施在中国的可行性,提出符合我国利益与实际情况的方案,相关产业与企业应当积极研究草案内容,关注后续动态,充分利用规则。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商业惯例的司法意涵与功能实现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商业惯例是法院据以认定许可协议谈判双方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平、合理及非歧视(FRAND)”条件的重要参考因素。然而,国内外法院在援用商业惯例时缺乏对其意涵和内容的确定性解释,仅在概念意义上将其引入FRAND认定的司法方法。这既不利于实现司法裁判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也体现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商业惯例的共识性不足与碎片化状态。由各国政府主导制订的政策文件试图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生态系统提供规则框架和指南,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领域的商业惯例进行固化与优化。这种规则化尝试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具有趋同性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商业惯例,进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具确定性的参考依据。我国作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重要市场和争议解决的诉讼地应当积极进行该领域商业惯例的规则化实践和司法方法的完善,通过商业惯例司法运用的类型化构造在更好释放其谈判指引和司法裁判功能的同时强化我国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规则制订的话语权。

论适用于涉标准必要专利经营者集中的限制性条件

标准必要专利作为行业标准与专利技术的结合,既具有行业统一标准的公共属性,又具有作为一般专利的私权属性。基于标准必要专利的特殊性,涉标准必要专利经营者集中更易产生单边效应和封锁效应,故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规制涉标准必要专利经营者集中行为时必须作特殊考量,采取适合的规制手段。近年来无论是我国还是欧盟和美国都更倾向于采取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方式,以平衡各方利益。然我国反垄断机构在选择适用附加条件时存在局限性,表现在结构性条件适用频率低且知识产权规定范围不明确、FRAND规则适用不当、综合性条件适用过少等。未来应当加大结构性条件适用力度、细化行为性条件的适用、对于特殊案件优先选择适用综合性条件。

标准必要专利制度完善的对策研究

标准必要专利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国际六大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必要专利政策及数据、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的标准必要专利政策的综合分析,总结目前我国标准必要专利制度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标准必要专利制度的建议。

浅析标准必要专利是否构成侵权的裁判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明显的趋势下,在原有专利的概念下出现了标准必要专利。随着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深度融合、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智能终端设备的不断普及,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纠纷案件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标准必要专利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侵权判定和禁令救济问题。基于目前我国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以标准必要专利的纠纷案件(西电捷通诉索尼案)为例,提出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判定需要同时考虑技术审讯和FRAND原则,技术审讯着重关注的是技术方案,FRAND原则关注的则是是否给予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