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标准收入测算:差异分析与政策建议——以山东省济宁市为案例

地方财政标准收入测算是政府间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一项基础工作。为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转移支付分配办法更加科学规范,我们对山东省济宁市的地方财政标准收入进行了具体研究,以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5个税种标准收入测算为重点,对测算工作中存在的煤炭、电力及其他有关行业提供的实际税收入库数与按统计数据测算的标准收入之间的差异进行剖析,并结合济宁市的具体情况提出改进地方财政标准收入测算工作的政策建议。

“2050年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标准的量化研究——基于长周期趋势外推和随机抽样推断原理的估计

本文根据全球化、人口变动和技术进步的长周期演变规律,将1951~2050年全球各国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并应用长周期趋势外推和统计学中的随机抽样推断原理,将Conference Board世界经济数据库中1951~2015年经济指标数据完整的所有国家随机分成两组,分别以各国1951~2015年、1951~1985年及1985~2015年的GDP、人口和人均GDP年均增速作为基准情景、次情景1、次情景2,据此分两种口径推算出各国2050年的人均GDP,进而得到两组国家的两个统计量——2050年人均GDP上四分位数和排名前半国家的人均GDP均值。通过比较两组样本中以上两个统计量的统计值,将其组合相对稳健情景下的人均GDP均值作为全球2050年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标准。推算出在较低标准、中性标准和较高标准下,2050年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标准分别约为35000美元、40000美元和45000美元。

收入是低保制度的唯一认定标准吗？--基于政策文本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标准不一是低保制度瞄准效率相关研究聚讼不已的重要原因。在低保制度变迁背景下,"收入—财产标准"的产生源自于政策演进的自身逻辑。文章在政策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收入—财产标准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收入—财产标准的实际影响与瞄准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收入—财产标准对低保认定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城乡低保制度瞄准效率有待提高,政策文本外的多重因素影响着低保救助资源的分配。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低保救助资源相对充足、政策执行者的自由裁量与社会救助体系中的功能叠加。通过政策创新实现政策设计与制度实践的良性互动是完善低保制度的方向。

新收入准则中的两套确认标准解析

新收入准则中包含基于合同的履行履约义务和基于控制概念的控制权转移两套收入确认标准。两套确认标准无论是依据的基本概念,还是具体的操作路径都不同,且二者可以各自分别独立运行。但两套确认标准又有内在统一性,即二者具有等效性,都基于资产负债表观,且都是财务会计趋向科学的产物。两套确认标准使得收入的确认在面对不同主体、行业、司法管辖区及资本市场之间多样的收入相关交易时,有了更为便于实施且一以贯之的操作途径。

完善地方标准财政收入估测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列为2020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为此，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财政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

基于家庭收入的保障性住房标准研究

保障性住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为使保障性住房充分发挥作用,其准入标准的确定尤为重要。目前我国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大都以人均收入作为参考指标,本文旨在测算并确立以家庭收入为参考指标的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由于厦门市保障性住房在全国具有示范效应,故以厦门为例考察基于家庭收入的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根据抽样调查的分组数据界定"中低收入组",通过正态分布与均匀分布的转换,利用格点映射法,找出覆盖面为40%的收入上限值,即为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标准。基于此标准,结合"按年人均收入限值"这一指标,将家庭组别按人口细分,划分出针对不同家庭规模的参考准入标准。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收入标准的测度、 影响与合理性分析:兼论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的发展阶段

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定符合自身收入阶段和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收入标准是判定一国发展阶段、发展状态和增长动力的前提条件。本文以中等收入门槛为例,通过梳理文献和统计分析归纳收入标准的决定因素,进而定量分析不同收入标准对“中等收入陷阱”识别和动因的影响,最后探讨中国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中等收入转型难度。研究发现:收入门槛的界定依赖于收入分类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组合,进而直接影响中等收入国家数目、“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的判断;使用不同的收入标准,中国目前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且跨越高收入门槛的难度和时间不同。不同收入标准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增长问题,宜匹配恰当的收入分类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不可随便混用。本文为与收入阶段相关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分类依据和数据支撑。

房地产上市公司收入确认标准亟待规范

上市公司在2007年1月1日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之前，仍沿用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其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标准一直是明确统一的。但是，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年报对主要会计政策的披露来看，目前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收入确认原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极易混淆投资者的理解，也严重影响了会计准则的严肃性。

汽车软件产品收入确认标准研究与运用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汽车行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方向快速变革,已进入软件定义汽车时代。在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当下,软件扮演的角色越加重要,软件价值在整车价值中的占比逐渐提高,而多元化的软件产品持续推陈出新,新的业务给企业管理带来严峻挑战。为解决当前汽车行业软件产品收入确认所面临的问题,分析汽车智能化软件产品发展现状,结合实际车型项目设计构建软件产品收入确认标准,明晰软件产品收入的确认流程、机制及计量公式。通过软件产品收入的确认,加快推动软件产品的发展,实现收入确认与产品开发的融合,为软件产品收入统计提供理论支持。

上海市经适房准入标准 将放宽至月收入四千元

上海市今年将进一步放宽共有产权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的准人标准。其中，家庭人均月收入标准有望放宽至4000元以上。这意味着，上海更多“小白领”将被纳入经济适用房保障范围。住房困难的大龄结婚家庭、青年职工等群体，在逐步放宽准入标准后将成为主要受益对象。

收入要素定义及确认标准探讨

会计要素是会计准则的重要内容,是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连接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的关键。明确会计要素的定义和确认标准,对会计理论的发展、具体准则的制定及指导会计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就收入要素的定义及确认标准谈些认识。 一、收入要素定义的剖析 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指出:“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包括基本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笔者认为,作为概括性强、涵盖面广的准则来说,这一定义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之处:

浅谈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标准的有关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房地产商品生产周期较长、投入资金量大、交换价值高，而房地产开发商通常以银行借贷融资为主，自有资金很少，因此必然注定房地产商品的高风险性。因此如何针对上述特点规范和加强房地产销售的会计核算，成为业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就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和核算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12年度台州市区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的通知

台政办发[2012]51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为进一步加大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及时动态掌握台州市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状况。

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11年度台州市区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的通知

台政办发[2011]51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为进一步加大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及时动态掌握台州市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状况。

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13年度台州市区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的通知

台政办发[2013]60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为进一步加大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及时动态掌握台州市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状况,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07]57号)。

收入分化新视角:引入收入组密度的测量方法

近年来,网络上"炫富"以及富豪被曝光的奢侈生活,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则显示我国收入分化问题并没有恶化。造成以上矛盾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收入分化方法只关注绝对的收入差距,而没有将收入组密度纳入考虑中。对此,本文采用Duclos J Y,Esteban J,Ray D(2006)提出的"认同—疏远"研究框架,运用DER指数测算了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现象,并研究了收入分布密度的变化。从标准化收入分布来看,我国收入两极分化,特别是富裕群体在分布中"长尾"的增加,是当前民众感觉收入分化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

深市A股收入公告效应的实证研究

运用 2 0 0 0年以前的年报收入数据计算深市 A股的标准非期望收入 (SUE) ,并利用指标值排序 ,构建投资组合 ,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深市 A股 2 0 0 0年的公告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证明中国股市并不存在显著的“收入公告效应 (Post- 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财务报表的收入数据与股价的走势基本相反 ;检验利用 1999年的 SUE值排序构建的投资组合在 2 0 0 0年中报和年报前后的非正常收益率 ,结果并不能证明中国股市存在“反应不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