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栖息地斑块尺度的青弋江河源溪流鱼类群落的时空格局

确定鱼类的栖息地利用格局是研究物种与环境关系的基础,也是鱼类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必要前提。目前,有关溪流鱼类群落的栖息地斑块利用格局尚存在争议。基于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对青弋江河源溪流的逐月调查数据,初步研究了鱼类群落的栖息地斑块利用格局,着重在栖息地斑块尺度上解析了鱼类群落的时空变化规律。主要研究结果显示,深潭和急滩2类斑块间的底质、流速、水深、溶氧栖息地因子显著差异,且深潭斑块的环境稳定性高于急滩。研究共采集鱼类15种,其中鲤科鱼类8种,占采集物种数50%以上。基于鱼类物种存在与否的不连续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鱼类物种组成的斑块间和月份间变化均不具显著性。但是,基于鱼类物种多度的连续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鱼类群落结构存在有显著的斑块间变化和时间动态;就斑块间变化而言,原缨口鳅(Vanmanenia stenosoma)在急滩斑块中的多度更高,而宽鳍(Zacco platypus)、光唇鱼(Acrossocheilus fasciatus)和尖头(Phoxinus oxycephalus)等其他关键物种则在深潭中具有更高多度。深潭斑块的鱼类物种数显著高于急滩,但2类斑块间的个体数无显著差异。深潭斑块的鱼类物种数较稳定,而个体数月变化显著,可能与鱼类繁殖和群体补充以及越冬死亡等有关;急滩鱼类物种数和个体数的月变化均显著,除了与鱼类群体补充和越冬死亡有关以外,还可能受越冬时栖息地斑块选择变化的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在栖息地斑块空间尺度上,由于研究区域内大多数物种在栖息地斑块选择上无明显的特化性,深潭和急滩斑块间鱼类的物种组成分布不符合前人所报道的"生境-共位群"格局,但区域内常见种多度的变化可引起鱼类群落结构的斑块间差异和季节动态。

白鹇种群分布与栖息地斑块特征的关系

为了解白鹇(Lophura nycthemera)种群分布与栖息地斑块特征之间的关系,于1998年9月至1999年8月在浙江省古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及其外围地区对白鹇种群进行调查.通过羽迹法调查并估计斑块内局部种群数量的相对大小,分析斑块内植被及景观特征对斑块占有及种群相对密度大小的影响.结果表明,斑块面积、总盖度、乔木层盖度和灌木层高度等对斑块内有无白鹇出现影响显著,斑块面积大、总盖度及乔木层盖度高、灌木层高度高的斑块内白鹇出现率高,斑块面积大则局部种群的相对密度也大,两者间呈极显著正线性相关.

长江江豚对孤立栖息地斑块利用规律研究及潜在因子分析

为研究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seorientalis asiseorientalis)对人类干扰包围下孤立栖息地斑块的利用规律,采用目视考察和声学监测两种方法研究了不同季节江豚在被航运、航道整治、大型码头等包围的何家洲水域的分布及概率。并与江豚对长江自然岸滩牛屯河边滩的分布及概率做比较,揭示江豚对被高强度人为干扰包围的孤立栖息地斑块利用规律并定性分析潜在影响因子。丰水期和枯水期目视考察平均单次观察到的江豚分别为(10.00±2.35)和(15.60±8.17)头次,主要集中分布在何家洲水域及牛屯河边滩,两个季节平均单次观察到的江豚头次没有显著差异。丰水期和枯水期在何家洲和牛屯河边滩水域几乎每天都能声学监测到江豚分布。丰水期何家洲水域浅滩、汇流区及牛屯河边滩的江豚探测概率分别为0.377±0.074、0.06±0.036和0.140±0.081;枯水期何家洲水域浅滩、汇流区及牛屯河边滩的江豚探测概率分别为0.137±0.102、0.216±0.087和0.495±0.098。江豚在研究水域3个监测点的昼夜分布节律表现出随机性,表明江豚在该水域昼夜活动相当。可见,江豚对何家洲水域仍有较高的利用率,尤其是在丰水期。枯水期江豚对何家洲水域浅滩水域利用率明显降低,低水位导致浅滩萎缩和航运对近岸水域的占据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子。鉴于江豚对何家洲水域的高利用率和何家洲外围被较大的人类干扰所包围,研究建议在何家洲水域设置江豚重要栖息地标志及控制何家洲左汊的船只数量和船只间距。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化进程对区域内鸟类分布及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迅速扩张引起土地利用类型的剧烈转变,这对当地物种的栖息地、物种分布区乃至区域生物多样性均造成了影响。本研究基于82种鸟类的分布数据和15个环境变量数据,利用最大熵(maximumentropy,MaxEnt)模型及等效连接面积(the equivalent connected area,ECA)指数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鸟类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连通性。结果表明:2000-2015年,大湾区林地、水体、耕地等用地类型分别减少3.22%、0.97%和23.19%,草地、建设用地、裸地与滩涂用地类型分别增加33.95%、80.34%和453.52%。30种以森林、农田为主要栖息生境的鸟类分布区面积减少,52种常见的城市鸟类及各类水鸟分布面积增加,鸟类分布面积与土地利用类型密切相关。此外,鸟类栖息地连接度表现出与分布区相一致的变化趋势。其中,对4种分布面积变化最大的鸟类的分析结果显示,乌鹃(Surniculuslugubris)与栗耳凤鹛(Yuhina castaniceps)分布面积及栖息地连通性随城市化进程(包括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度、水源距离和干扰距离等的变化)而下降,而牛背鹭(Bubulcus ibis)与苍鹭(Ardea cinerea)的分布面积及栖息地连通性则随城市化进程而上升。此外栖息地斑块面积的增加也显著提高了栖息地的连通性。因此建议对城市化进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生境质量变化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构建鸟类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从而维持大湾区区域生态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视角完善校园绿化设计的思考——以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南校区为例

鸟类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包括鸟类在内的野生动物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河北旅游职业学院的南校区为案例,以景观生态学的的斑块—廊道—本底的模型,探讨有利于保护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绿化设计措施,认为通过整合琐碎的斑块,延长、加密、加宽林带,形成有效结点,补植浆果、坚果等为鸟类喜食的树种,有利于为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和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