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珠林》校勘散札

《法苑珠林》是最为重要的佛教文献之一。本文通过广泛搜集、梳理相关文献材料,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比对异文、归纳语例、辨析字形、考索词义、探明事实、疏通文意的基础上对该书的十六条校勘进行了辨正和补充,以期学界能更为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一文献材料。

胡林翼治兵语录校勘研究——以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为例

蔡锷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中摘录胡林翼治兵语录12类98条,对于研究胡林翼及其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语录与胡林翼的原文却有诸多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很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番校勘,探寻其原貌,并加以相应的处理,促使胡林翼和蔡锷的相关研究更为准确与科学。

谈音韵学在敦煌道教文献校勘中的作用

敦煌道教文献中有不少韵文,对这些韵文的韵脚进行分析,可以解决一些校勘问题。分析韵脚字,可以确定异文的是非。对于无校本的文献,分析韵脚可以找出讹误所在,并做些适当的理校。文献中的一些异文与语音转变有关,对异文做音韵学分析可以判别正误并确定讹误产生的原因。

明周琦《东溪日谈录》校勘札记

《东溪日谈录》,明周琦所撰,属子部儒家类著述,是广西历史上第一部理学专书,作为广西少数几部存世的本土理学著作,可谓探究岭右儒学思想演变的重要乡邦文献。由于该书在历史上曾长期以钞本流传,付梓后其刻本亦流传极罕,在长期传抄过程中致书中多有错讹、脱漏、衍倒。为便于学界更好利用此书,考证其版本源流,对其前十三卷详加校勘,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嘉靖十六年吕景蒙刊刻本,明其版本异同,厘正此中讹误,出校两百余条,现择取其中较为典型的53条,附以案语以明去取,以期在更大程度上恢复其本貌,不致有鲁鱼亥豕之误。

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中医古籍校勘中的目录学应用

掌握和践行目录学的方法路径,有助于提高古医籍阅读、校勘效率,校勘因得目录门径而事半功倍。从校勘实际需求出发,根据医学书目的内容和在校勘中发挥的功用,梳理常供医籍校勘选用的3类目录:版本目录、辨伪目录、引用目录。阐明医籍校勘工作中目录学的应用思路:核验传承流序,鉴别医籍真伪;考察版本递藏,确定底本所出;审定卷帙缺佚,追溯卷次变化;通过《中华医藏·养生卷》校勘实例,说明在校勘工作中,应实地考察馆藏,确定删、增、调、补。以期为中医药古籍校勘与整理工作提供借鉴。

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补

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汤用彤先生校注的梁代释慧皎《高僧传》,是目前所见最好的《高僧传》整理本。问世以来,学界对其中存在的校勘问题多有抉发和补正,然而仍有一些尚待解决。我们通过对勘收集到的四种日本古写经善本《高僧传》(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等编: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九辑《高僧传》卷五,(东京)三美印刷株式会社2015年印刷)。

《岛夷志略》的版本与校勘问题

《岛夷志略》现存诸本,以清乾隆间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内容完整、文字比较准确,特别是保留了更早时期版本的面貌,最为可贵,也最适合作为底本。近四十年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未将彭氏知圣道斋抄本作为底本,是其失误。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臆补了不少原本的阙字,且序跋多有缺失,并不适合作为底本。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虽有大量的阙字,但正反映了所根据的本子的本来面貌;加之文字比较准确,适合作为主要的参校本。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虽是百年前的著作,其校勘的意见至今仍有其价值,值得注意。

《可洪音义》注音校勘札记

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俗称《可洪音义》)是唐五代佛典音义集大成之作。此书流布千年,豕亥鱼鲁之处甚多,若不勘正,难以据用。就《可洪音义》注音讹误而言,主要包括字形似致误、注音对象失误、注音指示字误、注音以易字、脱衍倒文等五种情况。

日藏《阳明先生诗录》的版本源流与校勘价值

钱德洪等编刻《阳明先生诗录》存世仅见两本,均藏于日本,其中内阁文库藏本是初印本,残存三卷;九州大学藏本是后印本,且经过补刻,存四卷完帙。该书是王阳明诗歌的第一次系统性结集,上承诗文选本《居夷集》,下启诗文汇刊本《阳明先生文录》,最终被吸纳入通行本《王文成公全书》。《阳明先生诗录》中诗歌的面貌,在后续承袭的过程中多被改动,如诗歌题目被更换、诗序和附注被刊落、诗歌文字出现错讹。当下各种整理本“王阳明全集”均未将《阳明先生诗录》作为校本,导致部分讹误世代相沿,影响了王阳明诗歌的整理质量和相关研究。《阳明先生诗录》对整理王阳明诗歌具有重要校勘价值。

丹波元坚《金匮玉函要略述义》校勘特色探析

[目的]探析丹波元坚《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一书的校勘特色,以期为后世研究《金匮要略》提供参考。[方法]运用文献学方法分类整理《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书中校文,并结合中医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结果]丹波元坚是日本江户时期汉方医学考证派的泰斗。《金匮玉函要略述义》是其父《金匮玉函要略辑义》(以下简称《辑义》)的补注本,汇集三十年学术积累。《金匮玉函要略述义》书中广备精良校本,校勘态度严谨,运用“不径改原文”的校勘方式,结合医理,四校合参,对所校内容审慎从事,不随意否定,精详校勘经文,补订《辑义》未尽之处。[结论]《金匮玉函要略述义》是《金匮要略》的优秀注本,探析其校勘特色对当今中医古籍整理与《金匮要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南宋陈长方《步里客谈》辑佚与校勘

南宋学者陈长方所撰《步里客谈》,存陈长方对历史人物之品评、诗文评等,对宋史研究有参考价值。今通行本《步里客谈》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并《说郛》本佚文,共58条汇编而成。然而,陈长方之学说流布甚广,在《古今源流至论》《戒子通录》《馀师录》《野客丛书》《永乐大典》等古籍中仍存散佚之文,未被四库馆臣注意。又《步里客谈》辑本较多文字讹误,亦指出一二。

流动视域下宝卷文献的校勘——基于《五圣宝卷》校勘实践的思考

民俗语境下,宝卷文献以抄写为主要流传方式,呈现出“文无定本”的流动性,从而产生“一卷多版”“讹脱衍乙”“经典性缺失”等多重问题,为宝卷的校勘整理带来了重大挑战。《五圣宝卷》作为吴方言区至今流传的“活态”宝卷,是“文无定本”的流动性宝卷文献的典型代表。对于这类文献的校勘,通常选择以“校法四例”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古籍校勘方法。传统校勘方法对于同为“写本”的宝卷文献的校勘具有指导意义,却又因宝卷的文体特征展现出了不适配性。因此,要做好流动性宝卷文献的校勘工作,必须坚持“一版便还一版面貌”的原则,优先使用“校法四例”;同时,又要注意各法界限,协调配合运用,并以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众心理、历史文化等为校勘的辅助参照,最后形成“底本附校勘记”的校勘成果。

清刘文淇、刘毓崧地理方志校勘述评——以《宋元镇江志校勘记》《舆地纪胜校勘记》为例

清人刘文淇、刘毓崧父子共同完成了4卷《宋元镇江志校勘记》和52卷《舆地纪胜校勘记》。针对未经编次的辑本宋、元《镇江志》,刘氏校正了文字段落、类目篇章、行款格式等,厘清了混杂的诸志并各复其貌。还利用新发现的影宋抄本《舆地纪胜》,爬梳群籍、着力他校,通过地志体例特征,以理校的方式,配以精深的小学功底,最大程度存真复原。在整个校勘过程中,刘氏态度通达、实事求是,还归纳总结了校勘理论,虽偶有失误,但瑕不掩瑜。

古籍校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古籍校勘是为了恢复古籍的本来面貌,而校勘过程中的几个问题将影响我们所认定的“本来”。本文由文本的古今异语出发,强调尊重宋元古本,从古本异文而牵涉古书文字的生成,再从注疏文本的多层次、复杂来源提出尊重疏文,多逆测作者、注者、疏者甚至刊刻者之意,溯源致误可能性,审慎校勘。

《红楼梦》校勘实践与通俗文学整理路径探寻

古籍深度整理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出版界以往的整理经验,《红楼梦》整理工作主要基于保留版本原貌和恢复作者本意两种不同的校勘原则。其中,以恢复作者本意为旨归的校勘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可大体分为底本选择和异文取舍两类。校记的撰写要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遇到知识性错误宜出校记;在恢复作者本意的校勘中,采纳程本异文宜出校记,其他脂本中有疑似作者的文字亦可附入校记当中;若使用理校,最好在校记中详细说明情况。《红楼梦》校勘实践可为其他通俗文学文献深度整理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并探寻符合通俗文学文献特点的整理路径。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注音校勘札记

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俗称《可洪音义》)是唐五代佛典音义集大成之作。此书流布千年,豕亥鱼鲁之处甚多,若不勘正,难以遽用。就《可洪音义》注音讹误而言,主要包括形似致误、注音对象失误、“易字”类注音、注音指示字误、脱衍倒错位等五种情况。

论苏时学的校勘活动

清代学者苏时学在校勘方面颇有成就,他指出古书的讹、脱、倒、衍等问题。他还指出古书讹误的原因主要是传抄引起的,如形近而误、音近而误、附注抄成正文以及错简脱简等。苏时学的校书方法有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以及理校法四种。他以此四法校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值得借鉴。

罗继祖与《辽史校勘记》

罗继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书画家,在历史、考古、书法、绘画、图书等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在文献学和辽史、东北史研究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贡献。罗老一生文章著述无数,其中第一部著作便是《辽史校勘记》。1938年罗老在辽史研究还未发展壮大的时期便撰写出了著作《辽史校勘记》,并由此跻身“辽史四大家”,《辽史校勘记》为后世研究《辽史》者提供了准确的校勘版本,为治辽史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再为《辽史》的错误勘漏而劳心费神,促进了《辽史》研究的快速发展。罗继祖是辽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而《辽史校勘记》也是辽史研究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中国古代文献校勘思想三论

中国古代文献校勘传统历史悠久,而且积累了内涵丰富的文献校勘思想。就校勘目的而言,古人有三个层面的认识:首先是求得文献原本之真,恢复古籍原貌;其次是勘正古籍中的错误,不诬古人,有益后人,促进学术发展;再者是通过校勘古籍,稽古右文,经世致用,有利于国家文治建设。就校勘原则而论,古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用多闻阙疑的态度审慎对待古籍,对于古籍中的字句讹舛,绝不轻改妄改。对于校勘家的修养,古人认为,广博专精,勤勉细心,勇于反思,是主体修养的内在条件;广搜异本,占有其他相关材料,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博采通人,务从其善,是主体修养的外在条件。中国古代文献校勘思想系统而完整,是当代文献学发展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