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工作应该面向读者——从古代通俗小说《封神演义》印行谈起

笔者将《封神演义》称之为古代通俗小说,并非因为文学史家不像对待《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那样深究细研,而往往对它做些粗略的介绍,却是从其思想、艺术成就,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比如武侠小说)的借鉴效应的角度衡量的。它难以称得上古代文学的经典著作,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古典文学。那么,把它界定为古代通俗小说还是比较恰当的。莫说古代,现当代的小说,同样存在这种情况。

建议加强文字校勘工作

《当代贵州》编辑部：长期以来我经常阅读贵刊,作为省委的喉舌,她的指导性、政治性、现实性和趣味性,给我启迪极大。但白璧微瑕,近阅2014年第31期,发现有几处失误,如：1.第11页“编者按”：“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起草情况向全会作了说明。本刊特刊发《决定》以及‘说明’”,标点符号有误。由于名词“说明”也是与《决定》一样的专门文稿,

浅谈全媒体时代校勘工作之变

全媒体时代无纸化采编使一些新闻人对校勘工作产生了误解,校勘工作变得边缘化.文章从实际工作出发,认为在新传播背景下,校勘工作内容多样化,不但不能被淡化,反而很有必要加强.

关于二十四史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见

一、以校正文字的讹、舛、衍、脱为主，对于史实问题和原书本身的矛盾，一般不作考订。 二、用集中主要的本子互校，择善而从。互校各本间的异文，除文义出入较大、非加说明不可的以外，都不作校记。 三、对于前人校订成果，可吸收其中正确的意见。已经采用的，校勘记应注明出处。至于错误的意见，可置之不理，不必引用之后再加驳正。散见于综合性读书笔记的零星资料，不必广为搜罗。

略论叶德辉及其校勘学

叶德辉是晚清著名的古文史学者、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及刻书家。有关其藏书和版本目录学的活动与成就 ,前人已有所论述。惟其校勘学一向为人所忽视 ,诚属可惜。叶德辉对校勘学的益处的认识、校勘方法和态度 ,至今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撰写本文的目的 ,就是为了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校勘与校对之异同

校勘和校对在历史上的起源是相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分工 ,它们各司其职。校勘专门负责古籍文献 ,而校对不仅校古籍 ,而且校所有的文字文献和出版物。它们在内容和方法上 ,既有很多相同之处 ,又有很多相异之处。对校次、差错率、校勘和校对工作者的基本素养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

简述《文馆词林》的文献价值及其校勘

《文馆词林》是唐高宗时中书令许敬宗奉献编撰的一部总集，将先秦至唐初的诗文分类篡辑，混为一编，共一千卷，新、旧《唐书》许敬宗本传、《志》以及《唐会要》等史书均已著録，证明此书文献材料极为可靠。

从郭店简论魏源《老子本义》的校勘（一）

邵阳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开风气的人物，但囿于今文学派的立场和研究方法，在古典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却是有限的。比较起来，其二十七岁时作的《老子本义》，则是其中的皎皎者。对于魏源《老子本义》的研究，目前的成果多集中于其思想大义和学术倾向的宏观分析上，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对其校勘《老子》本文的是非成败进行探讨者，却较为少见。本文拟以近期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为参照，具体探讨魏源《老子本义》对《老子》本文的校勘工作。这对于正确评估魏源《老子本义》的文献学水平，推动老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都是饶有意义的。

地方古籍联合目录的编纂重在校勘——《河东地区古籍联合目录》编纂例述

古籍经过千年的翻刻传抄,流传至今,种种错讹难以避免。因此,在古籍的整理过程中,其校勘的任务就显得相当的重要。古籍目录的编纂同样也离不开校勘工作,校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古籍目录质量的好坏。地方古籍联合目录的编纂,力求做到信息全面、正确,比较、审定书籍不同版本原文之正误真伪或完整残缺,即校勘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校勘者王利器同志来信 对“水浒全传”校勘工作的检查

文学遗产编辑部：我们很感谢周定一先生对於我社出版的水浒全传校勘工作的批评。他的 批评是正确的，

关于古籍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见

校勘、标点古典文学书籍，是意见严肃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具有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一定的专门知识。认真负责的精神不够，或者专门的知识太差，

鲁迅与校勘学

以鲁迅校勘《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嵇康集》等为基础,对鲁迅在搜集、整理、校勘文献上的创新进行论证,以期对现代校勘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旧志校勘初探——以《犍为县志》为例

旧志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犍为县于2012年启动了旧志整理工作，2013年年底出版了嘉庆《犍为县志》，2015年启动了民国《犍为县志》校勘工作，计划2015年年底付印。

鲁迅的文献学成就

在文献学方面,鲁迅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辑佚、校勘和考证等三个方面。在辑佚方面,他力求穷尽所有资料,所辑佚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一流;在校勘方面,他精通版本之学,对校勘原则有深刻的把握,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在考证方面,他主要利用比较的方法、推理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以及钩稽之法来考辨史实,解决疑难问题。

宋人善本观考略

本文考证了“善本”在宋代的首次出现时间,对宋人的善本观进行了探讨。宋人善本观与前代相比日趋明朗,其总体特征是对内容完整无误的追求,具体表现为崇古本、旧本、写本,尊官本,嗜金石拓本,重精校本,求足本、完本。另外,对于版本外在形式的美观,宋人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值得指出的是,宋人的善本观在具体的文献环境下还呈现出灵活变通的特点,说明其已接近成熟。

“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评论儒藏本《群经平议》的版本选择

2014年,儒藏编纂中心出版了一部《群经平议》排印本。该书的总体质量相当高,可是由于在版本的选择和运用方面有不妥之处,因而导致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首先,儒藏点校者所选取的底本乃《续修四库全书》本,不如《春在堂全书》本面世早,也不如它清楚、可靠。其次,《春在堂全书》本专门提供了一个刊误表,可是儒藏点校者没有使用这个本子,因此未能吸收这些重要的刊误信息。另外,除了这两个版本,《群经平议》还存有一个难得可贵的原作者亲笔手稿本,而儒藏整理者也没有参考校对,导致儒藏本《群经平议》继承了传世木刻本固有的若干错误。本文将要讨论现存《群经平议》的不同版本,分析它们各自的优劣得失,再介绍儒藏的版本选择,最后揭示由此而引起的一些校勘与文本的问题。

试论古籍版本学的产生时期

论文从研究古籍版本学产生和发展的标准入手,在分析古籍版本学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同书异本的大量出现、校勘工作的蓬勃开展、善本概念的形成、版本目录《七略》的出现,都说明先秦两汉时期已经产生了古籍版本学。

王明与《太平经》研究——纪念王明先生逝世十二周年

《太平经》是东汉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后因缺佚严重、无法睹其全貌,加之经文中掺杂了后人造作的成分而被视为伪书,故一度无人进行专门研究。王明先生长期从事于《太平经》的研究工作,早年编辑成《太平经合校》一书,此后对《太平经》的相关问题做过广泛探讨,极大地推动了《太平经》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从这一角度入手,回顾了王明先生与《太平经》研究的不解之缘,分析和陈述了先生在各个阶段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治学方法和学术态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