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校外培训教育研究的热点难题及发展趋势--基于近20年CSSCI期刊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校外培训教育在我国已是由来已久、颇具国情特色并构成一大社会热点问题的教育现象,且近年持续升温直至成为棘手难题。基于对校外培训教育研究相关CSSCI论文成果的高频词统计,构建社群图谱并对图谱进行整体性、中心性分析,可直观揭示校外培训教育研究内部的结构和态势。校外培训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外教育基本问题、校外培训或补课现状与治理以及以影子教育为主题的相关研究等领域。总体上,破解现实问题、建构学理体系的专题性、深度性研究不够,校外培训教育发生的事实逻辑与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逻辑以及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存在一定的偏差和错位。今后,校外培训教育研究在价值和功能上应凸显聚焦校外培训教育究竟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以及未来会是怎样等关键学理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建立多学科视角理论的综合分析体系,推动“教育学+”的跨学科研究。

论“政府-市场”关系视角下中国校外教育培训的发展

中国校外教育培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围绕校外教育培训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作用的论断,主要囿于西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国家性质决定了校外教育培训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本质特征。中国校外教育培训伴随改革开放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经历了1978—1991年“政府开放市场”的萌芽发展期,1992—2002年“政府放开市场”的稳定发展期,2003—2020年“政府激励市场”的高速发展期,2021年至今“政府约束市场”的转型发展期。政府与市场关系呈互融共生的动态演进过程,诠释着中国特色。步入新发展阶段,应把握校外教育培训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共生性和演进性规律,充分认识二者互动的中国特色,发挥有效市场配置校外教育培训资源作用,并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

家校社协同视角下校外教育培训的发展与优化路径

随着教育理念的演进、技术的革新以及政策环境的调整,校外教育培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以家校社协同减负的视角,分析校外教育培训的应然与实然状态,探讨其发展与优化的路径。

从合需求性到合规律性:“双减”新常态下校外培训教育反思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教育热有着纷繁复杂的外在表象和内在理据。本研究通过对中外影子教育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发现“有没有用”“有何弊病”以及“如何治理”这三个问题是反思影子教育现状的重要逻辑线索。从合需求性角度出发,反思以往“小众教育选择型”“学习不充分型”“学有余力型”以及“特需教育帮扶型”四种校外培训机构形态,其“供需两旺”有一定的合理性及现实意义。“双减”大治为反思检视校外培训教育提供了新的重要契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时代,校外培训教育在适度满足教育选择、作为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以及促进体制内学校改进等的功能仍然值得肯定。从合规律性出发,规范与治理校外培训教育进而促进“双减”政策更有效实施,可适度运用市场手段以促使其优胜劣汰理性发展,将公益性“外转内”托管服务无缝隙融入学校教育体系之中,并切实发挥学校教育的旗帜引领与主导作用。

校外教育培训的法治化监管

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校外教育培训监管进入了新阶段,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法治化监管成为必然选择。法治化监管能够突破传统监管路径的局限,克服校外教育培训的种种弊端,保障培训机构的良性运作。校外教育培训的法治化监管需要遵循依法依规监管、保障合法权利、全过程精准监管及多元协同监管等基本原则。在具体制度构建中,法治化监管的实现需要以保障合法权益为核心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以校外教育培训的类型化为方法建立精准监管执法基准,以监管体系制度化为依托构建长效监管模式,以多元主体监管为目标构建协同化监管机制。

少子化时代校外教育培训对儿童视力健康的影响分析

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干预是应对人口少子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儿童近视率不断攀升,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校外教育培训作为少子化时代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在“双减”政策背景下依然存在,影响儿童日常学习和生活时间安排,进而影响视力健康。基于杭州市Y小学的整校问卷调查数据和体质健康监测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模型,分析小学生视力变化的影响因素,厘清参加校外教育培训对视力健康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校外教育培训通过挤压户外运动和睡眠时间对视力变化产生负面影响,亲子陪伴能有效调节上述负面影响。因此,在推进“双减”政策有效落地和儿童近视干预的过程中,应重视对小学生学习、户外活动和睡眠时间的合理分配给予指导,并重视亲子陪伴的作用。

中小学校外教育培训的治理路径研究——以家庭需求为中心的多元教育体系建构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外教育培训发展迅猛,课外辅导在满足学生教育多元化发展需求的同时也加剧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破坏了良好的教育生态。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收集访谈资料,从综合视角全面分析和诠释家庭对于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以及与不同教育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揭示校外教育培训需求的特征与本质,探索不同主体通力协作的校外教育培训治理路径。研究发现为规范和治理校外教育培训、促进校内外多主体协同育人提供新的决策参考与实践路径。

校外教育培训治理的形势、挑战与路径

校外教育培训是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基本组成部分,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当前教育治理的热点难点问题。文献研究发现,校外教育培训治理研究内容逐步丰富,但机理与政策研究不够。实践表明,校外教育培训是社会需要,市场规模巨大,数量众多,其发展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本构筑了校外教育培训发展的政策规范,内容涉及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开办标准、管理体制机制、培训内容设置与方式方法等。校外教育培训治理的突出问题为功能定位不准、价值追求偏离、过分强化分数,与学校教育的协同不够。由此建议,明确校外教育培训的目标、定位、功能,以公益性为导向规范校外教育培训行业,推进校外教育培训与校内教育协同发展,以教育评价改革引导校外教育培训改革。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治理:逻辑起点、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明确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本质属性是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治理的逻辑起点,这种本质属性表现为公益性和逐利性的此消彼长,并应重新界定为一种以协同共治谋求合作共赢的公共性。以公共性为导向的协同共治不仅在理论上高度适切,也是基于现实治理困境下多方主体的共同选择。协同治理的路径应从价值、主体、制度三方面展开,在价值层面凝聚目标共识以培育公共精神,在主体层面厘清角色定位以促进良性互动,在制度层面聚焦驱动协同要素以完善机制设计。

如何立法监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双减”政策对我国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提出新的挑战。推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立法既是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的内在动力。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重视和已有的立法基础证明立法时机已经成熟。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立法首先应处理好立法名称、调整对象、模式选择及其在教育法中的地位等理论定位问题,并确立倾斜保护原则、属地管理原则、全过程监管原则和合作治理原则等立法原则。在此基础上,应从总则部分的构成要素、变更与终止规则、监管工具、法律责任条款、监管权力规制体系等方面进行制度建构。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政府监管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教育投资在家庭支出中的比例增大,教育需求量的增加,也催生了校外培训机构,它们在发展壮大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教师流动性大,恶性行业竞争、重经济效益轻教学质量等等,这就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规范,但依然有不完善之处。本文通过描述政府监管现状,寻找监管存在的不足,剖析其原因,探索相应做法,希望能有助于政府应对校外培训市场提出的考验,促进该行业向上、向好发展。

“双减”背景下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路径

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必须纳入法治轨道。由于当前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仍主要依靠政策文件进行专项监管,导致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主体不清晰、行政执法遇阻等问题,从而引发各类司法纠纷。而单纯依靠市场调节不仅违背教育公共性,更给教育资本化带来空间。基于此,建构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路径,一是出台专项立法并厘清与现有法律的关系;二是协同多元执法主体,创新教育领域综合执法方式;三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规范引导作用,实现多元共治。

“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教育培训乱象治理研究

“双减”政策出台后,我国的校外教育培训乱象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但由于家长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培训机构盲目追求利益、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等,校外教育培训乱象依然存在。对此,文章提出可以通过改变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改变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方式等手段治理校外教育培训乱象,从而净化校外教育培训市场,切实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校外教育培训普及与提升中的难点及对策

分析了当前校外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今发展形势,就此提出了校外教育培训中普及教育与提升教育的关系问题,并针对这个问题谈及了其中的两大难点,继而对校外教育培训的普及与提升提出了四点可行的对策。

欠发达地区校外教育培训有效治理的对策

随着“双减”工作的落地实施,欠发达地区校外教育治理成为必然。培训治理机构不仅关乎着教育的本身,还与民生紧密相连,治理效果影响着人们由此对教育改革所产生的评价。因此,校外教育培训治理也成为社会共识。但对于校外教育培训的治理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的协同,需要循序渐进进行改革。因此,本文首先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内涵与价值进行理解,并且就“双减”政策下欠发达地区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治理存在的问题加以探究,以期提出校外教育培训治理的有效策略。

大一新生校外教育培训现状、问题及引导策略研究——以贵州大学2018级大一新生为例

大一新生是校外教育培训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由于监管不力、学校及家庭教育不足、培训机构陷阱防不胜防以及新生自我防范意识薄弱等原因导致教育培训机构教学质量与教师素质不高、教学环境和服务质量不足、学生出现时间安排不合理、生活困难、安全问题及心理问题。需从科普正规培训机构应具有资质、构建多方协作保护机制、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杜绝存在诈骗性质培训机构进入校园等多种途径解决。

“双减”政策下有关校外教育培训治理的思考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最初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家庭、社会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需求的加大,促使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数量和发展规模逐渐庞大起来。近年来,相关部门多次下发校外教育培训治理文件,“双减”政策可谓是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最有力度的一次治理,然而在校外培训治理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总而言之,治理校外教育培训需做到三点:均衡学校教育资源,丰富校内教育环节;规范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发展,彻底落实教育培训转型的监察工作;教师精心设置教学内容,让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做到产出最大化。

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管制转型:理论与路径

近四十年来,我国校外培训行业的市场准入管制逐步从行政审批模式向负面清单模式转型,但在转型过程中仍有诸多不足亟待解决。各界呼吁政府提高教育培训市场的准入标准、加强事前审批监管,这种行政监管方式忽视了教育培训产业的特征,也不利于教育培训行业的公平竞争。从规制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消费者权益理论的三个理论维度来看,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中应当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借鉴日本、美国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管制经验,不仅要依靠市场机制保障校外培训行业的竞争秩序,还要厘清与行业协会的监管责任分工。因此在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管制转型过程中,有必要明确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清理在准入环节对于资质获取、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的法规政策,同时也要发挥行业协会的协同治理作用,强化对市场主体法律责任的监督机制。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专项治理的“标”与“本”

2018年以来,全国上下开展的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然而,就减轻中小学生课外学习负担、促进校内外教育协同以及改善学生受教育生态环境等本真目标而言,校外教育治理依然任重道远。治理校外教育需要反思重构公共教育的学理基础,更有赖教育学与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协同,多维、全景式解释有中国特色的校外教育现象,探索有效的校外培训教育标本兼治之策。

校外培训行业发展远景的基本探讨

畅想校外培训行业的发展远景,要肯定校外培训的历史地位、明确校外培训的当前乱象和校外培训的市场需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推进艺术类、体育类等素质类校外培训的有序发展,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引导校外培训机构支持中西部薄弱地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