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均衡化能否有效降低家庭校外教育支出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补习现象已非常普遍,家庭在补习及支出上竞争加剧,公共财政投入能否缓解这一竞争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论述了随着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家庭校外学习班参加率和支出整体呈"U型"分布,这为通过公共财政投入均衡化来缓解家庭校外教育竞争、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社会互动对中国城镇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18截面数据

随着校外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日益攀高,教育焦虑正在日益成为困扰中国城镇家庭的普遍问题,家庭间的社会互动则在其间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截面数据,从家庭间的社会互动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间的社会互动对于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其影响路径有内生社会互动效应和外生社会互动效应两种。论文进一步讨论了社会互动和家庭校外教育支出间关系的家庭收入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最后论文对当前我国的校外教育监管和校内教育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思路。

新疆多民族背景下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差异分析

通过对新疆四个民族329名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和大学本科阶段学生的校园调查,分析样本地区学生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情况以及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影响因素和各家庭教育支出的差异。试图通过对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情况的分析,促进新疆多民族家庭校外教育发展。

教育财政投入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影响研究——兼论“双减”政策背景下教育财政投入优化路径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随着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是否会下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数据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匹配,通过面板Tobit模型,探讨教育财政投入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群体间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教育财政投入与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之间存在挤出关系;第二,二者的挤出效应在城乡、不同质量学校、不同学段、不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为落实“双减”政策,降低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政府应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并且有针对性地向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倾斜。

基于父母教育背景的中国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分化——兼论家庭需求视角下“双减”政策实施的优化

父母教育背景对家庭教育支出同时包含遗传效应与养育效应,以往研究未隔绝遗传效应,很可能高估或低估了父母教育背景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分化作用。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文章利用工具变量法,在隔绝遗传效应的条件下获得父母教育背景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因果效应的一致估计,以此揭示中国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分化的形成原因,洞悉校外减负政策的着力点。研究发现基于父母教育背景的家庭教育支出分化主要表现为校外支出分化,而家庭校外支出分化又主要表现为课外补习支出分化,且只发生在“补差型”家庭之间。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分化的产生与不同教育水平父母的收入水平和支出偏好差异有关。由此建议:一是当前政策需正视学生能力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应以针对弱势家庭与薄弱学校学生实施校内补偿作为重点;二是提升公办学校课程教学质量,在课程纲要范围内提高校内课堂教学的难度与水平;三是校外教育市场管制不宜“一刀切”,管制力度应根据当地家庭教育支出分化与竞争程度进行调整。

上海市初、高中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解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上海市初中和高中阶段学生校外教育支出现状,从家庭特征、子女特征和学校性质三维视角研究校外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长职业背景、家长受教育程度、学生所在学校性质等对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水平有较直接的影响,并从家庭和政府两个角度为优化家庭教育支出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与县乡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家庭内外影响因素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及其结构的变动。家庭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有:子女性别、单亲家庭结构、家庭总人口数、子女数、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支出状况、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家长对子女成绩的满意度;外部因素主要有:教育阶段、所处地域(家庭所在地区)。比较城市和县乡村支出的影响因素,城市家庭"支出总额"不受子女性别、单亲家庭结构、子女数等变量的影响,而县乡村家庭大多受其影响;城市家庭"校外支出"不受子女性别、单亲家庭、家庭总人口数、上半年支出的影响,而县乡村家庭受其影响。这可能说明非城市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受到更多内外环境的制约和约束。

家庭教育支出平等性的实证研究

针对日益受到关注的家庭教育支出不平等这一议题,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1个城市发放的城镇居民教育专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分教育阶段、分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分布情况。本文发现:1、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的校内教育支出明显高于义务教育阶段,校外教育支出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2、校外教育支出的不平等性远高于校内教育支出,是造成家庭教育总支出不平等的主要原因;3、高中阶段是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的主要阶段,小学阶段则是家庭校外教育支出不平等现象最为严重的阶段。根据这些结论,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义务教育阶段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构成及不平等:来自2007和2011的实证证据

采用2007和2011年国家统计局的教育支出专项调查数据,本文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结构和不平等进行分析,通过两年数据的比较,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大幅增加的同时,家庭教育支出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校内教育支出得到了严格控制,低收入家庭支出的学杂费、书本费占收入比重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各收入分位家庭的校外教育支出大幅增加,并体现出"刚性"特点。校内教育支出下降带来的"减负"无法弥补校外教育支出的"增负";家庭收入越低,教育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越大,低收入家庭承受的负担日益加重。此外,我们还发现外地农业户口的家庭并没有平等地从义务教育政策受益,相比其他户口类型的家庭,他们需要为子女在校内教育方面花费更多。

权力资本与家庭的教育支出模式

为认识中国家庭的微观教育支出行为,本文首先构建了"卧品字"象限图,试图描述家庭权力资本在不同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体系中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继而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地检验"卧品字"假设;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卧品字"猜测,而是表明家庭权力资本与教育支出呈现"卧凸字"模式,即在政府主导教育资源配置的国民教育体系中,权力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作用明显,但在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校外补习体系中作用不明显。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中国家庭教育资源配置和完善教育财政改革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家庭教育支出是否有助于农户脱离相对贫困?——基于CFP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相对贫困问题已成为中国贫困治理的重点,而教育在其中可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用CFPS2018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实证研究了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支出能够通过实现非农就业转移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来促进农户脱离相对贫困。其中,学校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都发挥了作用,并且校外教育支出的作用略大,因为适当且多样化的教育更有助于农户积累非农就业和农业规模经营所需的资本。与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相比,家庭教育支出更有助于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户脱离相对贫困,因为作为家庭基本教育支出的学校教育支出对后者的影响更大。未来,应重视教育在贫困治理中的重要性,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构建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的多元化教育体系。

家庭教育支出是否有利于农户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8年CFPS微观数据和OLS模型实证分析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并且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支出能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但对于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对于子女为义务教育阶段学龄成员的家庭,子女为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及其以上学习阶段的家庭,其教育支出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更为明显。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从支出规模来看,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教育支出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显著,而东部地区不显著。从支出结构来看,西部地区家庭校内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都有利于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中部地区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主要来自校内教育支出。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家庭成员自我效能感提升、劳动力就业转移都是农户家庭教育支出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影响

“双减”政策提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校外培训支出负担”的目标,而当前对该政策工作目标的达成程度的评估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利用基于全国抽样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大样本调查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降低效应,结论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2)“双减”政策对学生参加“学期中和寒暑假”“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存在显著降低效应,结论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3)“双减”政策对学生家庭“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增加效应,结论未通过PSM-DID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减”政策显著降低了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家庭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评估“双减”政策工作目标达成程度提供了证据,为实施“双减”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不断巩固“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成果,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加大力度治理“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

地区代际流动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来自中小学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的证据

家庭在中小学阶段展开的“教育军备竞赛”是我国教育乃至经济社会的重要话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中小学阶段微观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数据,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估算的省级代际流动指标,考察了地区代际流动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区代际流动会影响中小学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且这一结论不因子辈的性别、所处教育阶段、户籍、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校外教育支出类型而改变。(2)教育回报是地区代际流动影响中小学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的重要渠道,其会随着地区代际流动的提高,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合理引导家庭校外教育支出、规范“影子教育”发展提供新思路。

同伴效应对初中生校外补习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两期数据,发现班级同伴校外补习支出对个体校外补习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这种同伴效应对父辈为精英职业、富裕家庭学生的影响大于父辈为非精英职业、家庭经济状况中等的学生,而家庭困难学生受到的同伴效应不显著。此外,父辈属于精英职业、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学生,其校外补习支出更多。因此,为促进教育公平,需要政府、社会与学校合力解决校外补习支出不平等问题。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研究

家庭教育负担微观上影响居民生活,宏观上制约我国经济转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采用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21个城市的城镇居民家庭入户教育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负担的影响因素,获得以下实证结果:首先,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负担更重。其次,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要明显小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负担。此外,教育负担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