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与思想价值

清代学者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是清代《大戴礼记》最重要的新疏之一。其解经方法集中在广收异本、校勘文字,读破假借、释义简明,考辨史实、详解制度等三方面,为《大戴礼记》提供了简明易读的读本。其思想成就则体现在"缘情制礼,上下不援"的礼制观、"外内合一,勿虑难治"的修养观、"进贤退不肖,损益因时"的治国观、"阴阳化成,质疑灾异"的自然观四方面,特别是开启了清代礼学"以礼代理"转折的先河。

《大戴礼记补注(附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1月第一版前汉戴氏叔侄各编选礼记,而其后世遭际迥然不同:《小戴礼记》传习不绝;《大戴礼记》则只有北周卢辩作注,至唐时佚失大半,仅存三十九篇,宋明时期或有采《大戴礼》篇目入书,但未有大戴礼的专学,这些都使得《大戴礼》无论在文本还是训释上,都极为欠缺。入清以后,这一状况大为改善,先是戴震、卢文弨从事校勘,厘定文字,后有孔广森、王聘珍、王念孙、汪中、阮元等进一步校勘和注释,至孙诒让、王树枏则总其成。其中以孔广森、王聘珍以及王树枏三家为著。

王樹枏《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的文獻價值

晚清學者王樹枏長于治經,其經學代表著作《校正孔氏大戴禮記補注》運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及多重校勘法相結合的方式對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進行校正,集中體現了王氏敢於質疑、勇於創新、兼收並蓄的治學思想,對《大戴禮記》研究有一定價值。

論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兼評阮元“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優於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説

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和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是清代研究《大戴禮記》的兩部重要著作,自從阮元分别爲二書作序,並且認爲"(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爲孔撝約諸家所不及",《解詁》優於《補注》的結論似乎成了學界"共識",經筆者考察,阮元此論是出於自己的學術興趣和與王聘珍的私誼,並非事實,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的學術價值不容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