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中等职业教育、在职培训与工资——基于校正多元样本选择偏差的分析

将雇主提供一年期及以上合同的工作作为稳定就业,将农民工的就业状态分为稳定就业、非稳定就业、未就业三种,在校正多元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民工稳定就业的工资方程和非稳定就业的工资方程,重点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获得稳定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等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对农民工稳定就业和非稳定就业的工资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稳定就业工资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对非稳定就业工资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鼓励用工企业对农民工开展与工作技能相关的在职培训,从而使农民工获得更为稳定的就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顺利实现市民身份的转换.

样本选择参数分位回归模型及其在工资分布分解中的应用

在工资差距分解问题中,研究者经常会遇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直接忽略会导致最终估计结果产生严重偏差,同时在众多工资差距分解方法中,相比于均值分解,分布分解方法更受研究者青睐。针对参数分位回归,本文首次提出可加形式与非可加形式的样本选择参数分位回归(SSPQR)模型,并基于这两类样本选择参数分位回归模型给出修正样本选择偏差后的参数分位回归工资差距分布分解方法。运用上述方法及已有的工资分布分解方法,借助CHNS2015年度城镇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城镇男女工资差距及差距分解问题,得出以下结论:①男女工资差距主要来源是性别歧视问题;②经过样本选择偏差修正后,实际的工资差距更大,歧视问题更严重;③男女工资差距程度在不同分位点上结果不同,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从平均水平来判断工资差距程度;④与其他已有方法计算结果比较发现,SSPQR计算的工资差距程度更大。

中国农村工资性就业教育收益率的估计

根据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估算了1995、2002、2007年中国农村工资性就业的教育收益率。OLS估计表明1995-2007年农村全体打工者的教育收益率在3%-4%之间,呈轻微的下降趋势。在纠正了能力偏误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从2002年到2007年,全体打工者的教育收益率从3.2%下降到2.6%,本地打工者的教育收益率从3.5%下降到2.0%,外出打工者的教育收益率从不显著上升到4.5%。此外,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向工资性就业,特别是转向本地的工资性就业。

教育工资升水率的微观计量分析

文章运用现代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大学教育的工资升水率。文章在研究中从选择偏差及异质性着手,论证了OLS与传统IV估计量的非一致性,进而采用了平均政策效应以弥补两者缺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教育的工资升水率已经比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有显著提高。

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多值政策效应分析

健康是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个人角度对我国劳动者健康与劳动参与率的关系进行微观计量研究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健康自评价状况进行处理;考虑到变量内生性与样本选择偏差,我们运用较为前沿的多值政策效应方法进行分析,并从实证角度获得了健康影响劳动参与率的一致性估计量。研究结论表明,健康状况对我国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有显著影响。

上大学是有价值的投资吗——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的长期变动(1988—2007)

本文使用CHIP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高中及以上学历个体的样本,将工具变量法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相结合,同时处理遗漏变量偏误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估计出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在1988—2007年间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分别为11.72%、29.13%、42.32%和61.53%,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估计结果高于OLS估计值,但低于通常的Ⅳ估计值;同时,大学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的回报率都保持了增长,男性劳动者、年长的劳动者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持续提高,而女性劳动者、年轻劳动者和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停滞或下降。研究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经济持续转型的进程中,上大学对于个人而言是一项越来越有价值的投资,但也要注意到高等教育的回报及其变动趋势在群体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广州IT业中性别工资歧视的微观计量分析

本文以2004年广州市IT业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Heckman提出的二阶段法为研究方法,对我国IT行业中的男女性别收入歧视问题的微观计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确实存在性别收入歧视,性别既通过教育和晋升等对个人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也对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赫克曼修正法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运用

本文简单介绍了样本选择偏差和自选择问题,并基于国外文献对赫克曼修正法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例释,对该法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了个人看法。

中国教育质量与收益率的微观计量分析

运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研究中,从样本选择性偏差及异质性着手,论证了普通最小二乘法与传统工具变量法所得估计量的非一致性,进而采用Heckman备择模型以弥补上述两种方法的缺陷,模型中构建名校效应变量以表示教育质量对本科毕业生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人教育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提高.

国有部门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对1988-1999年中国城市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人们公认,改革提高了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但对其作用途径还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使用1988-1999年CHNS调查数据,研究了国有部门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对国有部门内部和城市总体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修正了样本的自选择偏差以后,发现国有部门的教育收益率和城市总体教育收益率在1988-1992年间有所下降,自1993年以后则呈持续上升趋势。本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985-1986年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对于提高教育收益率的效果不明显,或者当时曾有短暂效果,但随后迅速消退;而1993-1995年的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对于90年代中后期城市教育收益率的持续上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不决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吗?——基于合肥市的调查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部分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没有影响甚至是负影响,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不一致。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市场的调查分析得出:培训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异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当前农民工培训质量不高,培训没有使农民工掌握一门真正技能所致;健康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在抽样中存在选择性偏差所致。文章在不掌握全体样本信息的条件下,使用截面回归模型和相关统计方法对上述推论进行了验证,结果支持上述推论。

“工匠人才”培养模式下教育收益率研究

在CGSS2015年数据基础上,应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估算"工匠人才"培养模式下职业院校教育收益率,并与普通院校教育收益率做对比。本文发现在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和教育内生性后,职业技能教育所培养的"工匠人才"教育收益率较高,进而提出应合理看待职业教育、政府适当引导职业发展、增加教育投入,创新发展"工匠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及其对工资的影响——基于RUMiC农村住户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年和2009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RUMi C)的农村住户追踪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网络和社区地域信息四层面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和子女数量等因素显著影响迁移决策。其中,年龄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呈倒U型,男性和子女数量少的个体倾向于外出。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留乡-外出-返乡"动态的迁移决策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培训情况和父母的健康对于农民的"返乡"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个体特征、就业特征等因素的基础上,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克服"迁移决策偏差"和"就业机会偏差"等样本选择性偏差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对工资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研究

家庭农场技术采纳行为应由信息获取、采纳意愿和采纳程度三个递进的阶段组成。基于黄淮海平原五省676户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结合双变量Probit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关注了解与非了解、意愿与非意愿的样本选择问题,探究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表明:(1)与乡邻交流频率、农技部门推广力度、媒体宣传力度以及农场主的性别、受教育和风险偏好程度对信息获取水平具有显著影响;(2)技术感知易用性和有用性、劳动力数量、农技部门推广力度以及农场主受教育和风险偏好程度对采纳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技术感知易用性和有用性、资金状况、媒体宣传力度、农技部门推广力度和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对采纳程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与乡邻交流频率以及农场主的性别和风险偏好程度对采纳程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农民合作社的生产技术效率评析及其相关讨论——来自安徽砀山县5镇(乡)果农的证据

本文借助安徽省砀山县水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实证考察了果农参与合作社对其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异质性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分析显示,在不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农户参与合作社能显著改进其生产技术效率,社员农户的平均效率值比非社员农户高7.07%;然而,采用PSM法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后,参与合作社并未对社员农户的技术效率产生实质性影响,已有研究对样本选择偏差的忽视容易高估农民合作社在提高农户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弱化是其难以提高农户效率的主因。因此,保证合作社的规范化运作、强化其服务功能性是后期的政策重心。

商业银行信贷违约风险测度的SBP模型研究

对贷款违约概率的测算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贷款违约概率模型的参数估计过程中,样本选择的非随机性会产生样本选择性偏差,导致参数估计有偏。本文构建一个测度贷款违约概率的联立双变量Probit模型(SBP模型),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进行纠正。实证结果表明,SBP模型的参数估计精度高于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单变量Probit模型(UP模型),对贷款违约影响因素的评估和违约概率的测算也比UP模型更加全面和准确。直接应用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的违约概率模型评估贷款风险将会导致错判,而SBP模型则可以很好地解决由样本选择性偏差带来的估计结果不可靠问题。

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

为何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但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却很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从教育帮助农村居民突破户籍限制的角度进行解释。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通过将极度正向选择性的永久移民分离出来,并放回到农村样本中去以修正样本选择偏差,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的自然实验作为工具变量,我们发现农村教育收益率有显著提高,由原始样本的3.2%提高到5.7%。对农村居民而言,往往是高等教育更有利于他们突破户籍限制,因而,我们还估计了大学教育收益率,发现城市大学教育收益率为50.4%,农村大学教育收益率也高达50.6%,考虑到城市户籍附着的潜在福利收益,农村大学教育收益率可能会更高。这意味着,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资,以促进更多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体系,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

非观测效应和教育收益率

本文运用现代计量方法，在控制了非观测效应的基础上估计了我国1989、1991、1993、1997、2000年的教育收益率，发现：（1）随着改革的深化，教育和劳动市场机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从1989～2000年，我国的教育收益率迅速提高；（2）非观测效应，以及样本选择偏差和测量误差所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对结果的影响很大，导致普通最小二乘法低估了我国的教育收益率。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研究

本文运用2002年、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在考虑收入测量偏误和同住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测算了中国1970—1995年出生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下降趋势,代际收入秩回归系数从“70后”的0.397上升至“80后”的0.435,进而上升至“90后”的0.493。(2)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具有性别和户口差异。其中,男性和农业户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下降趋势,而女性没有显著变化,非农业户口则在“70后”至“80后”有显著下降。(3)不同类型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趋势略有不同,“90后”工资性收入和主要工作收入的代际流动性与“80后”没有显著差异,但劳动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均呈下降趋势。(4)同住样本选择偏差对分性别和工资性收入、主要工作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敏感度较大,但也没有改变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呈下降趋势的结论。本文为提高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和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公共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家庭型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以浙江、四川和湖南三省为例

农户从事家庭型乡村旅游对其收入的影响并未受到学界过多关注。文章借助浙江、四川和湖南三省605位农户调研数据,在阐述家庭型乡村旅游增收机制的基础上,采用PSM法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实证考察家庭型乡村旅游的增收效果。研究发现:1农户从事乡村旅游对提高其收入水平的效果十分明显,相较于未从事者,从事者的家庭收入将提高7万元/年;2随着从业年份的增加,乡村旅游对农户的增收效果越大,说明发展乡村旅游来促进农户增收具有良好的持续性;3乡村旅游的增收效果受农户就业类型影响,表现为全职型的增收效果大于兼业型。研究认为,要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使其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从业农户应丰富旅游产品,克服乡村旅游的季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