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选择性偏误、TS2SLS估计与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

我国公开使用的微观调查数据库追踪时间较短,从单独一个数据库中整理出的父子配对样本存在因共同居住而产生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尝试从两个数据库获得双样本来估计代际收入流动性水平,比较分析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TS2SLS)的优良性质,并以CHNS数据库作为主样本、CHIP数据库作为辅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TS2SLS估计方法得到父子、母子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值分别为0.4937和0.5134,高于文献中通常采用单样本OLS或者IV方法的估计值,有效改善了代际弹性系数的估计偏误。

抵押与农户信贷违约风险:逆向选择还是道德风险?

本文基于山东和江苏两省2013年的农户田野调查数据,使用具有样本选择性的Probit模型,考察了抵押对农户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有效解决了以往文献往往忽略的样本选择问题引致的估计偏误。研究发现,抵押对农户信贷违约风险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即主要降低了银行与农户的事前信息不对称,缓解了逆向选择引致的信贷风险,而非缓解了事后的道德风险引致的信贷风险。但考虑农户的异质性后,农村金融市场同时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其中抵押对没有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的农户的贷款主要起到缓解道德风险的作用,而对具有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的农户的贷款主要起到缓解逆向选择的作用。

社会资本能够缓解农户的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约束吗?基于四元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3年苏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在考虑了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渠道之间相互影响以及样本选择性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具有样本选择性的四元Probit模型,考察和比较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资本对农户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及其差异,以及它们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正规金融发展和农户收入增长有何变化。研究发现,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对农户不同金融渠道的信贷约束均起到一定缓解作用,其中非正式社会资本对非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最大,非正式社会资本对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最小,非正式社会资本的缓解作用存在更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不仅如此,这种缓解作用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正规金融发展及农户收入增长而趋于减弱。

中国教育质量与收益率的微观计量分析

运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研究中,从样本选择性偏差及异质性着手,论证了普通最小二乘法与传统工具变量法所得估计量的非一致性,进而采用Heckman备择模型以弥补上述两种方法的缺陷,模型中构建名校效应变量以表示教育质量对本科毕业生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人教育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提高.

农户信贷需求视角下的信贷配给程度决定分析——基于OPSS模型的实证研究

对于具有信贷需求的农户而言,面临的信贷配给程度由高到低可依次划分为遭受需求型配给和遭受供给型配给以及未遭受信贷配给。现有对农户配给程度的决定因素进行识别研究,往往忽略信贷需求的样本选择性问题。采用2013年苏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识别农户遭受不同程度信贷配给的决定因素,有效解决了样本选择性估计偏误。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银行网点距离等因素对农户信贷配给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影响负向,导致遭受供给型配给和需求型配给的概率降低;而银行网点距离等变量影响正向,则会导致遭受供给型配给和需求型配给的概率增加。

人力资本不决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吗?——基于合肥市的调查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部分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没有影响甚至是负影响,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不一致。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市场的调查分析得出:培训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异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当前农民工培训质量不高,培训没有使农民工掌握一门真正技能所致;健康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在抽样中存在选择性偏差所致。文章在不掌握全体样本信息的条件下,使用截面回归模型和相关统计方法对上述推论进行了验证,结果支持上述推论。

青年主动创业与被动创业的社会过程及其后果研究

以往大多研究认为,创业动机越强,创业回报越高,即主动创业的经济回报高于被动创业,但亦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其核心问题在于不同创业动机的创业者的留存状况存在差异,这一样本选择性会导致创业动机对创业回报的估计偏误。因而探讨创业回报时,也应关注其社会过程中的样本选择性问题。本研究验证了存在样本选择性,发现被动型创业者比主动型的更可能留存在创业领域,并用生存时间实现稳健性检验;运用heckman模型修正选择性偏误后,发现虽然被动型比主动型创业者更可能留存在创业领域,但主动创业的创业回报仍然高于被动创业。这说明青年创业者对经济的贡献存在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被动型创业者创业回报低于主动型创业者,但更能坚持创业,避免创业资源的浪费;主动型创业者虽然更容易退出创业,但一旦留下继续创业,能够实现更高的创业回报,保证创业的经济增长效益。因而,创业相关政策应基于创业者的类型进行制定并实施。

基于Gamma随机效应分层贝叶斯模型的汽车延保定价

汽车延保在中国方兴未艾,相应保险产品的推出更是必然趋势,但相关精算定价研究仍为空白。假设系统故障过程为更新过程,将故障分析问题转换为生存分析问题,对存在左截断和右删失的选择性样本进行分析;模型构建上,假设汽车系统寿命服从两参数威布尔分布,构造多层贝叶斯模型,基于MCMC方法估计后验参数;在第二层模型中引入地区、车型、系统等因子作为协变量建立威布尔混合效应模型,并假设随机效应服从Gamma分布,考虑到系统内部件存在竞争风险,对系统寿命分布参数进行调整,把系统寿命的建模分析转换为指定时间内故障次数的分析,并据此给出延保产品精算定价;通过实证研究,基于某4S店真实数据给出两年期延保定价,结果表明基于Gibbs抽样的贝叶斯MCMC方法估计结果收敛性较好,最终定价也贴合实际情况。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及其对工资的影响——基于RUMiC农村住户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年和2009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RUMi C)的农村住户追踪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网络和社区地域信息四层面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和子女数量等因素显著影响迁移决策。其中,年龄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呈倒U型,男性和子女数量少的个体倾向于外出。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留乡-外出-返乡"动态的迁移决策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培训情况和父母的健康对于农民的"返乡"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个体特征、就业特征等因素的基础上,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克服"迁移决策偏差"和"就业机会偏差"等样本选择性偏差后,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对工资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家庭型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以浙江、四川和湖南三省为例

农户从事家庭型乡村旅游对其收入的影响并未受到学界过多关注。文章借助浙江、四川和湖南三省605位农户调研数据,在阐述家庭型乡村旅游增收机制的基础上,采用PSM法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实证考察家庭型乡村旅游的增收效果。研究发现:1农户从事乡村旅游对提高其收入水平的效果十分明显,相较于未从事者,从事者的家庭收入将提高7万元/年;2随着从业年份的增加,乡村旅游对农户的增收效果越大,说明发展乡村旅游来促进农户增收具有良好的持续性;3乡村旅游的增收效果受农户就业类型影响,表现为全职型的增收效果大于兼业型。研究认为,要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使其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从业农户应丰富旅游产品,克服乡村旅游的季节性。

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户跨越融资的双重门槛吗?——基于江苏和山东两省的实证分析

农户在产生信贷需求后要想获得贷款,往往需要跨越融资的双重门槛,即农户自身"信贷恐慌"引致的主观门槛和金融机构惜贷引致的客观门槛。本文采用2013年江苏和山东两省调查数据,将农户信贷过程依次划分为产生信贷需求、跨越主观门槛和跨越客观门槛三个阶段,通过双重样本选择模型识别影响农户跨越主观门槛和客观门槛的因素,尤其是考察与比较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表明,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户跨越融资的主观和客观门槛,其中非正式社会资本在不同门槛的作用差异相对正式社会资本更大一些,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客观门槛的作用相对主观门槛要弱一些。此外,这种跨越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正规金融发展和农户收入增长而减弱。

中国城镇教育回报率及其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资料,考察中国城镇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趋势,重点研究不同教育水平的收入结构和教育回报率结构的变化趋势,并采用相关的计量方法,有效地控制教育和收入的测量误差,以及样本选择性偏差的问题,以期对中国城镇教育回报率及其结构变动做出较为精确的估算。研究发现,在收入和教育回报率总体上升的同时,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教育回报率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教育测量误差将导致教育回报率的低估;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影响得到了高于OLS的估计结果。

清人年寿再探——基于传记数据库的若干考察

本文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与"人名权威人物传记资料库"的清代样本,对清人年寿进行了统计上的考察。对年寿分布形态的分析表明,这些样本仍以士绅及官员为主体,并在反映这一群体的年寿上具有较好的质量。同时,针对从文献中所发现的清人年寿下降现象,本文表明这是由样本选择性所致,特别是生卒史料的整理方式使得样本后端的长寿样本有更高比例的遗漏,从而导致平均年寿的下降。本文基于"人名权威人物传记资料库"样本,采用引入截尾效应的极大似然估计法以修正这一选择性偏误,发现预期年寿的趋势将由下降转为上升。而且,年寿的上升趋势在人际关系较弱、更接近平民背景的样本上显得更强。这意味着本文的分析不仅对历史人口学的观察有所修正,也为用历史年寿来考察生活水平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家庭结构与储蓄率U型之谜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U型关系,这与生命周期理论预测的倒U型不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本文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在生活成本高昂、养老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低储蓄率的年轻人(老年人)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中年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这不仅拉低了中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还提高了其余独立居住的青年户主家庭和老年户主家庭的平均储蓄率,进而使得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出U型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时户主年龄—家庭储蓄率呈现稳健的U型关系;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时个人年龄—个人储蓄率则呈现倒U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符;居住成本越高,青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养老体系越不完善,老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的内生选择是"年龄—储蓄率之谜"产生的重要原因。